最高檢發布指導性案例 依法嚴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中新網11月21日電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微信公眾號消息,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以“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抗訴”為主題發布第六十四批指導性案例,為全國檢察機關依法精準履行抗訴職能、從嚴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供辦案指引。
該批指導性案例的發布充分彰顯了檢察機關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態度和堅決依法嚴厲打擊懲處的堅定立場。發布的5件案例中,2件經抗訴由無罪改判有罪,3件經抗訴由輕刑改判重刑。其中,黃某升強奸再審抗訴案經四級檢察機關接續抗訴后改判。孫某剛、孫某飛強奸、猥褻兒童二審抗訴案,被告人孫某飛一審量刑四年十一個月,抗訴后改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該批案例聚焦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重點、難點,突出問題導向,對證明標準把握、被害人陳述采信、違背意志認定、主觀明知認定、從重情節量刑適用等常見爭議問題提煉辦案規則12條,破解特殊未成年人陳述可采性、被害人翻證后事實認定、長期侵害心理強制評價、非接觸型猥褻入罪與加重情節認定、奸淫幼女案件主觀明知認定等實踐難題,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與此同時,案例強調被害人保護。要求檢察機關在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過程中,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針對性開展被害人救助工作,給予未成年被害人特殊、優先保護,實現懲治犯罪與保護被害人的有機統一。
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負責人表示,檢察機關將認真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不斷提升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質效,把“零容忍”態度始終貫穿法律監督全過程,以高質效檢察履職強化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回應人民群眾對嚴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強烈期待,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
第六十四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
經2026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屆檢察委員會第七十八次會議決定,現將“黃某升強奸再審抗訴案”等五件案例(檢例第262-266號)作為第六十四批指導性案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抗訴主題)發布,供參照適用。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26年10月9日
黃某升強奸再審抗訴案
(檢例第262號)
【關鍵詞】
強奸罪 再審抗訴 精神發育遲滯未成年人 被害人陳述的審查 非親歷不可知細節
【要旨】
性侵害精神發育遲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對于被害人陳述可采性的判斷,應當考慮其身心發育水平和生理特點。被害人陳述內容與其認知、表達能力相符的,應當認定其具有作證能力。被害人陳述事實能夠與其他證據互相印證,且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犯罪事實。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家,男,1943年4月出生,無業。
被告人李某義,男,1952年5月出生,無業。
被告人李某斌,男,1962年9月出生,無業。
被告人黃某升,男,1949年1月出生,退休教師。
2015年,被害人張某(女,案發時16周歲,精神發育遲滯,無性防衛能力)先后被同村村民李某家、李某義、李某斌、黃某升強奸。其中,李某家兩次強奸張某致其懷孕,伙同李某義對張某實施輪奸;黃某升將張某帶至自己家中實施強奸,在強奸過程中,張某將黃某升左臂咬傷。同年12月15日,張某在家人陪同下報案。李某家、李某義、李某斌到案后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黃某升不承認對張某實施強奸。
2016年6月7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某縣人民檢察院以李某家、李某義、李某斌、黃某升涉嫌強奸罪提起公訴。2016年10月11日,某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犯強奸罪,分別判處李某家、李某義、李某斌、黃某升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一年、五年、五年六個月。四人均提出上訴。2017年1月20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原判認定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同年6月22日,某縣人民法院重審后維持原判。四人再次提出上訴。2017年10月12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張某精神發育遲滯,其陳述必須有其他證據印證才能采信,本案傷痕照片只能證明黃某升左臂有傷,不能證明系黃某升實施強奸過程中張某反抗將其咬傷,李某義供述中關于黃某升強奸被害人的事實系從被害人處獲知,不足以證明黃某升對張某實施了強奸,二審判決以黃某升強奸證據不足為由改判黃某升無罪,對李某家、李某義、李某斌維持原判。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第一次再審抗訴
某市人民檢察院認為:本案認定黃某升強奸張某的證據有黃某升左臂傷痕照片、被害人陳述及辨認、指認筆錄、李某義供述,黃某升犯強奸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二審法院對黃某升作出無罪判決確有錯誤。2017年12月20日,某市人民檢察院提請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抗訴。2018年4月9日,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2018年6月29日,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二審判決黃某升無罪的意見正確,認定黃某升犯罪證據不充分,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二)第二次再審抗訴
2019年3月4日,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提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抗訴。最高人民檢察院受理案件后,指派檢察官赴案發地訊問原審被告人黃某升,詢問被害人張某,并組織對張某精神狀況和黃某升左臂傷痕進行了專家論證。通過詢問被害人,認為被害人張某陳述的主要事實穩定、清楚、合乎常理,具備基本的認知、表達能力。通過組織精神病學專家、法醫痕檢專家論證確認:第一,張某的陳述符合精神發育遲滯人員的認知特點,其對親歷具體事項(如:地點、行為)的理解、記憶和表達明顯強于抽象概念、概括事項(如:時間、次數)。第二,經提取張某牙模并與黃某升左臂傷痕照片比對,認定黃某升左臂傷痕是近年形成,不是永久性傷痕,傷痕形態符合牙咬特征。
2020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提出抗訴。提出抗訴意見如下:一是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但是,如果只是精神上有缺陷,具有一定的辨別是非能力、能夠正確表達的人,可以作為證人,其證言可以采信。被害人陳述與證人證言同屬言詞證據,可參照適用上述規定。本案中,張某雖精神發育遲滯,但具備基本的理解和認知能力,無語言障礙,其多次穩定陳述被黃某升等四人強奸,辨認出四名被告人和犯罪地點,并且其他三名被告人的強奸行為已經得到證實,張某的陳述符合其中度精神發育遲滯的特點,其陳述與其認知、表達能力相適應,陳述可信。二是被害人張某對黃某升強奸的指控有李某義、李某斌供述佐證,且可排除誣告陷害的主觀故意。李某義、李某斌證明黃某升強奸張某的證言雖源于被害人告知的情況,但能夠證明被害人在遭受侵害后多次向他人訴說的事實及被害人遭受侵害后的反應。黃某升與張某、李某義、李某斌不存在既往矛盾。三是黃某升左臂疤痕與張某的陳述關聯性強,能夠相互印證。張某始終陳述在被黃某升強奸的過程中咬傷了其胳膊,后檢查黃某升身體,發現其左前臂外側疤痕。該疤痕雖不能直接鑒定為咬傷,但綜合分析可以認定,2015年案發時疤痕處于亞急性期,是新傷,形成原因高度懷疑為牙咬,這與張某的陳述相吻合。牙咬在強奸案件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張某在報案時主動提出,后偵查機關根據張某的陳述在黃某升左前臂發現位置、形狀、形成時間都高度類似的疤痕,二者關聯性強,能夠相互印證。經多名證人及被告人本人證實,本案原審被告人黃某升從不穿短袖上衣,張某沒有通過日常接觸看到原審被告人傷痕的可能,被害人陳述的該事實細節屬于非親歷不可知的細節。四是黃某升的供述前后矛盾、多次反復、不合常理,不應采信。黃某升關于左臂疤痕形成原因的供述已被證人證言、專家意見證實是虛假供述。黃某升辯稱其左臂傷痕系十幾年前受傷所致,但證人證言、專家意見證實該傷痕系近年形成、非永久性傷痕。綜上,本案黃某升強奸張某的事實清楚,不存在無法排除的合理懷疑。
(三)抗訴結果
2020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本案。2023年9月5日,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開庭審理,采納抗訴意見,改判原審被告人黃某升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
【指導意義】
(一)對精神發育遲滯未成年被害人陳述內容的審查判斷應當準確把握與其認知能力和表達能力的相當性。要充分考慮精神發育遲滯未成年人身心發育水平和生理特點。對于生理感受基本健全、具有基本的認知和表達能力的精神發育遲滯未成年被害人,對日常生活具體事實情節的描述清楚、合乎常理的,應當認定其具有作證能力。
(二)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事實的認定,應當結合證據特點綜合分析、運用在案證據。認定犯罪事實的直接證據僅有被害人陳述的情況下,應圍繞被害人陳述內容,全面收集、審查各類間接證據。被害人陳述事實能夠與其他證據互相印證,且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予以采信。用于印證被害人陳述事實細節的客觀證據不能作排他性認定時,應綜合分析該客觀證據證明的內容、與待證事實的關聯程度等。客觀證據與待證事實關聯性強、與其他證據指向一致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要重視被害人陳述的隱蔽性細節的證明價值,結合被害人陳述事實細節的隱蔽程度、被害人的認知能力以及先有陳述后得到印證等判斷該細節是否為非親歷不可知,綜合判斷其證明力。
許某強奸二審抗訴案
(檢例第263號)
【關鍵詞】
強奸罪 二審抗訴 被害人改變陳述 違背未成年被害人意志認定 妨害司法罪
【要旨】
對于未成年被害人前后陳述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檢察機關在審查時應當全面核實歷次陳述的形成時間、過程、與在案證據的印證情況,查明被害人陳述發生改變的真實原因,準確判斷被害人陳述真實性。人民檢察院發現被害人系在引誘、脅迫施壓下作虛假陳述的,應當將妨害司法的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強奸未成年人案件中,對“違背被害人意志”的認定應充分考慮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結合雙方交往情況、身份地位、案發環境、求救可能性、未成年人事后表現等因素綜合判斷。
【基本案情】
被告人許某,男,1972年9月出生,某網絡主播。
2023年8月,被害人王某翠(女,案發時16周歲)受雇于許某,加入其直播團隊學習運營。2023年9月8日15時許,許某以需要人幫忙放牛為由,開車將被害人拉至其經營的牛場偏僻處,在車內強行與王某翠發生性關系。當日,被害人在家屬陪同下報案。被害人內褲剪取物及陰道擦拭物中均檢出許某DNA。9月9日,許某被傳喚到案但拒不認罪,辯稱“雙方僅有摟抱、親吻行為,且系自愿發生”。10月16日,王某翠到公安機關改變陳述,稱系自愿與許某發生摟抱、親吻等身體接觸,但未發生性關系。10月17日,王某翠接受賠償款9萬元并出具諒解書。
2023年12月22日,內蒙古自治區某縣人民檢察院以許某涉嫌強奸罪提起公訴。2024年2月2日,某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害人除報案當日陳述外,其余陳述以及庭審中均稱與被告人發生的行為系自愿,勘驗檢查未發現被害人體表損傷或衣物受損,無法認定被告人行為違背了被害人意志,認定被告人犯強奸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判決被告人許某無罪。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訴
2024年2月4日,某縣人民檢察院以一審判決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上均存在錯誤為由,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4月3日,某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
二審期間,檢察機關進一步開展補查工作。一是查證案發前被害人與被告人交往情況。通過聊天記錄等,查明雙方相識時間不足一月,交往頻次低,僅有三條聊天記錄,無曖昧互動。二是實地復勘案發現場。案發地牛場位置偏僻,四周以柵欄樹林圍擋,周邊無居民,人員流動少。三是經數據檢索挖掘關聯信息,發現疑似被告人親屬利誘被害人改變陳述線索,初步認定本案涉嫌妨害司法犯罪。檢察機關將該案件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經查,許某親屬于2023年10月16日與被害人父親簽訂一次性補償協議,支付賠償金60萬元,被害人一方承諾不追究許某刑事責任。
(二)抗訴意見和理由
檢察機關認為,本案認定被告人許某強奸被害人王某翠的證據有被害人報案陳述、案發現場監控視頻、DNA鑒定意見、現場勘驗、檢查筆錄、被告人與被害人微信聊天記錄等。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一審法院未采信相關證據,導致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錯誤。
1. 被害人陳述雖有反復,但其初始陳述與客觀證據證實的情況相符。改變后的陳述與在案證據矛盾,且已有證據證明被害人系在被告人、被害人親屬施壓下改變陳述,本案對被害人初始陳述應當采信。關于遭受被告人強奸的犯罪事實,被害人初始陳述具體連貫,其陳述的事實與監控視頻記錄的情況及DNA鑒定意見等證據證明的情況相符。被害人改變陳述后所述情況與客觀事實不符,改變陳述系在被告人親屬巨額利誘及被告人、被害人親屬施壓下作出。經查證,被告人親屬以“將對外稱被害人勾引被告人,讓被害人今后找不到對象”相威脅,被害人親屬以此事對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影響都不好為由對其施壓。
2. 被害人無激烈反抗不等同于自愿發生性關系。本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在體型和力量對比上與被告人相差懸殊。許某系其雇主,具有身份優勢,案發地荒僻無人。在此情形下,被告人的脅迫足以對其形成心理壓制,使其不敢反抗。被告人與被害人年齡相差35歲,雙方認識時間不足一月,且極少交流,事發前后均無發生性關系的意思聯絡,沒有證據證明雙方系自愿發生性關系。綜合全案證據,能夠認定許某強奸王某翠的犯罪事實。
(三)抗訴結果
2024年5月27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采納檢察機關抗訴意見,以強奸罪判處許某有期徒刑四年。
(四)妨害司法犯罪線索查處
經異地偵查終結并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對賄買、教唆被害人作虛假陳述的汪某佳、胡某林、張某平等人提起公訴,相關包庇人員均因妨害司法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指導意義】
(一)未成年被害人控告犯罪后又撤回控訴的,應全面審查歷次陳述形成時間、過程、內容細節與在案其他證據的印證情況,查明改變陳述的原因,準確判斷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對被害人前后不一致的陳述是否真實,應全面審查案件發案經過、被害人報案情況、案發后的狀態、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的關系、被害人陳述的事實細節與其他在案證據能否互相印證。要重點審查被害人改變陳述的原因,查明未成年被害人是否受到利誘、脅迫等非法干擾或者基于名譽影響等考慮作出虛假陳述,對于虛假陳述,依法不予采信。
(二)對于強奸未成年人案件,判斷性行為是否違背被害人意志,應當結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未成年被害人在與犯罪嫌疑人發生性關系過程中無反抗表現的,需結合雙方交往情況、身份地位、案發環境、求救可能性、未成年人事后表現等因素,綜合判斷被害人是否“不敢反抗”。對于雙方不具備發生性行為情感基礎、未成年人事發后立即報警、告知家人或逃離犯罪嫌疑人,表現出明顯的不自愿情形的,即便未成年人沒有明顯反抗,也應當認定為“違背被害人意志”。
(三)在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過程中發現成年人指使未成年被害人作虛假陳述,涉嫌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人民檢察院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害人可能受他人利誘、脅迫作虛假陳述,涉嫌妨害司法犯罪的,應當及時移送線索并監督偵查機關查清犯罪事實,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責任。必要時,可主動開展相關調查核實工作。
孫某剛、孫某飛強奸、猥褻兒童
二審抗訴案
(檢例第264號)
【關鍵詞】
強奸罪 猥褻兒童罪 二審抗訴 長期性侵害未成年人 違背被害人意志認定 被害人救助
【要旨】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對于被告人僅供認部分犯罪事實,被害人陳述詳細、具體、符合年齡特點,陳述細節得到其他證據印證,排除誣告陷害可能的,應采信被害人陳述。幼女長期遭受性侵害,行為人與被害人的性關系從被害人十四周歲以前延續到十四周歲以后的,對被害人已滿十四周歲以后行為性質的評價,應充分考慮行為人長期性侵害給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強制和影響。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依法從嚴懲處犯罪的同時,應當給予未成年被害人特殊、優先保護。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孫某剛,男,1971年10月出生,農民。
被告人孫某飛,男,1996年7月出生,農民。
被害人康某寧(女,2007年2月21日出生)父母離異,跟隨父親和祖父母共同生活。被告人孫某剛系康某寧姑父。2017年至2021年2月(康某寧10至13周歲期間),孫某剛利用與康某寧單獨相處之機,多次對康某寧實施猥褻、強奸行為。被告人孫某飛系康某寧表兄。2017年至2021年5月(康某寧10至14周歲期間),被告人孫某飛利用與康某寧單獨相處之機,多次對康某寧實施猥褻、強奸行為。2021年5月13日,康某寧告知其父孫某剛、孫某飛長期對其性侵害。后康某寧被診斷為伴有精神病性癥狀的重度抑郁發作,住院治療。同年6月16日,康某寧在母親陪同下報案。孫某剛到案后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孫某飛到案后僅承認猥褻康某寧及在2021年5月某日,被害人已滿14周歲后與其自愿發生性關系的事實,辯稱未使用暴力威脅手段、未多次與康某寧發生性關系。
2021年10月12日,陜西省某縣人民檢察院以強奸罪、猥褻兒童罪對孫某剛、孫某飛提起公訴。12月30日,某縣人民法院以孫某剛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孫某飛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十一個月。對檢察機關指控孫某飛犯強奸罪的事實,法院經審理認為,孫某飛在康某寧14周歲前多次對其實施強奸的犯罪事實僅有被害人陳述。2021年5月,康某寧已滿14周歲,孫某飛與康某寧發生性關系時,康某寧未予反抗,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判決宣告孫某飛犯強奸罪的指控不成立。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訴
檢察機關認為,一審判決未認定孫某飛強奸罪系事實認定錯誤。2022年1月20日,某縣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4月22日,某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
某市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支持抗訴期間,圍繞孫某飛強奸康某寧犯罪事實,開展了調查核實工作。一是核查案發現場情況,核對被害人陳述遭受孫某飛強奸事實細節。經核查,被害人陳述的現場情況與現場勘查情況相符??的硨庩愂龅牟糠质聦嵓毠澟c證人證言及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證。二是核查被害人與被告人關系及交往情況,排除誣告陷害可能。三是收集康某寧班主任、同學、朋友、親屬關于康某寧一貫表現、情緒狀況、行為異常等被害人案發前后表現方面的證據,證實康某寧遭受性侵害后出現情緒失控、無心學業等情況。
(二)抗訴意見和理由
1. 被害人對犯罪事實的陳述穩定自然,陳述事實有證據印證,被告人對部分犯罪事實拒不供認并不影響整體犯罪事實認定。綜合分析全案證據,被害人陳述整體真實可信。被害人對長期多次遭受孫某剛、孫某飛強奸、猥褻的犯罪事實作出了清晰穩定的陳述,其陳述的多次遭受孫某剛強奸、猥褻的事實與孫某剛供述的事實一致,其陳述的多次遭受孫某飛強奸、猥褻的事實具體、明確,事實細節與現場勘查證明的情況相符,部分事實細節有其他證據印證,對于幾次被孫某飛猥褻及最后一次被孫某飛強奸的事實,得到孫某飛供述印證。被害人父親等證人證言及被害人父親與孫某剛、孫某飛微信聊天記錄證實,孫某飛多次對被害人稱呼及言語過于曖昧,當被害人父親得知女兒被性侵害,帶著女兒找孫某飛核實情況時,孫某飛承認強奸了被害人。綜合分析全案證據,被害人陳述整體真實可信。被害人與被告人兩家素無積怨,經調查排除了被害人誣告陷害的可能。綜合全案證據能夠認定孫某飛多次強奸被害人康某寧的犯罪事實。一審判決僅因孫某飛供述與被害人陳述部分不一致而采信其供述,對其部分犯罪事實不予認定,在事實認定和證據采信方面存在錯誤。
2. 孫某飛在康某寧年滿14周歲后與其發生性關系的行為,應當認定違背被害人意志,構成強奸罪。康某寧自10歲起即遭受孫某剛、孫某飛性侵害。在長達五年的時間中,二人多次在不同場所對康某寧實施強奸、猥褻,孫某飛多次威脅康某寧不準向他人透露遭受侵害的事實??的硨庨L期處于孤立無援的處境,持續遭受精神壓制,形成了不敢反抗的心理。2021年5月,孫某飛與康某寧發生性關系時,康某寧剛滿14周歲。孫某飛雖未使用暴力手段,但實質是利用被害人一直以來不敢反抗的心理狀態實施奸淫,違背被害人意志,應當認定為強奸。
(三)抗訴結果
2022年5月30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終審判決,采納檢察機關抗訴意見,以猥褻兒童罪判處被告人孫某飛有期徒刑五年,以強奸罪判處被告人孫某飛有期徒刑十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四年。
(四)被害人救助保護
本案被害人康某寧因長期遭受性侵害導致重度抑郁。案件辦理過程中,檢察機關委托專業心理咨詢師對被害人進行了多次心理疏導,并向其提供司法救助。
【指導意義】
(一)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與被害人陳述不一致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當結合全案證據,準確認定全部犯罪事實。對于成年人長期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避重就輕不如實供述全部犯罪事實的,應結合在案其他證據對被害人陳述整體可信性進行分析判斷。被害人陳述詳細、具體、符合年齡特點,陳述細節得到其他證據印證,排除誣告陷害可能的,應采信被害人陳述。
(二)對于性侵害行為從被害人十四周歲前延續到十四周歲后的,對十四周歲后行為性質的評價,應當充分考慮行為人長期性侵害給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強制和影響。被害人因長期遭受性侵害而不敢反抗的,即使已滿十四周歲后與行為人發生性關系時未表現出抵觸或者反對的,也應當認定構成強奸罪。
(三)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針對性開展被害人救助保護工作。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應當根據被害人實際需要,協調有關部門為其提供心理疏導、臨時照料、醫療救治、轉學安置、經濟幫扶等救助保護措施,優先提供司法救助。發現未成年被害人有心理創傷表現的,應當組織對其進行心理評估和心理疏導。對于長期遭受性侵害、心理創傷嚴重的被害人,應當委托專業心理咨詢師持續開展心理疏導和治療。案件提起公訴時,應將相關情況附卷移送,并對接受案法院,接續開展被害人心理救助工作。
李某猥褻兒童抗訴案
(檢例第265號)
【關鍵詞】
猥褻兒童罪 接續抗訴 非接觸式猥褻 其他惡劣情節
【要旨】
行為人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在公共場所裸露隱私部位或者做出淫穢動作,強迫或者誘騙兒童觀看,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社會危害嚴重的,應當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上述行為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三款第一項至第三項情形社會危害性相當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三款第四項規定的“其他惡劣情節”。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1988年4月出生。
2020年7月至12月,被告人李某多次選擇小學生上學、放學時間,在學校周邊攔截學生后向其裸露隱私部位并做出不雅動作,持續時間長,8名8至11歲的女學生因此受到驚嚇。12月15日上午7時30分許,李某趁女學生王某莉(案發時9周歲)獨自上學之機,在某公共路段對王某莉實施親嘴等猥褻行為。王某莉到校后告知老師,老師報案。
2022年10月21日,貴州省某縣人民檢察院以李某涉嫌猥褻兒童罪提起公訴。某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本案除被害人陳述外,無其他證據證實被告人李某有親吻王某莉的行為;其多次在校園周邊、上放學路段裸露隱私部位及實施恐嚇未成年人的行為,破壞社會秩序并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其行為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2023年1月13日,某縣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一個月。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提出抗訴
2023年1月19日,某縣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認為李某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猥褻兒童罪,一審以尋釁滋事罪對李某定罪處刑,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錯誤。3月3日,某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4月24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7月21日,某市人民檢察院提請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抗訴。9月27日,貴州省人民檢察院依審判監督程序向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二)抗訴理由和意見
1. 李某的行為本質系猥褻兒童,而非尋釁滋事。首先,李某作案前觀看淫穢視頻,后針對女學生實施裸露隱私部位、做出不雅動作、親吻等,目的是滿足自身性刺激,而非精神空虛尋求刺激、無事生非。其次,從犯罪客體看,尋釁滋事罪屬于擾亂公共秩序犯罪,李某的行為雖對校園周邊秩序造成不良影響,但其直接且主要侵害的是特定或相對特定多名女童的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集中體現在對兒童身心健康的侵犯,應以猥褻兒童罪評價。
2. 在案證據足以認定李某實施了親吻王某莉的行為。被害人陳述被李某強吻的經過,細節描述符合其年齡認知和表達能力,陳述自然穩定,且與學校老師、保安等證人證言相互印證。被害人與李某不相識、無矛盾,但能夠明確辨認出李某,且有案發時李某出現在該地點的監控視頻予以印證。被告人供述雖辯稱沒有親到被害人,但承認蒙住被害人眼睛,湊近被害人的臉。綜合全案證據,能夠認定李某實施了親吻王某莉的猥褻行為。
3. 李某猥褻兒童的行為情節惡劣。李某專門選擇上下學時段在校園周邊公共場所對小學低齡女學生實施猥褻,且多次猥褻行為被多名女學生同時看見。數月內多次實施猥褻行為,手段逐漸升級,由非接觸式發展到接觸式猥褻,單次行為持續時間長,且有尾隨、攔截等行為,對被害人心理傷害極大,引發學生和家長恐慌,社會影響惡劣,綜合評判應認定為“其他惡劣情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抗訴結果
2023年11月14日,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指令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按二審程序重新審理本案。2024年4月2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采納檢察機關抗訴意見,以李某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指導意義】
(一)在學校周邊等未成年人集中的公共場所向不滿十四周歲的兒童裸露隱私部位或者做出淫穢動作,強迫、誘騙兒童觀看,社會危害嚴重的,應當以猥褻兒童罪追究刑事責任。此類行為嚴重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與接觸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的性羞恥心和心理健康,構成猥褻兒童罪。
(二)對于非接觸式猥褻兒童犯罪,應綜合考慮侵害對象、人數、實施次數、惡劣程度等情節,依法決定刑罰。具有長時間多次向多名兒童實施猥褻,采取尾隨、攔截等人身危險性強的手段,伴有接觸式猥褻行為,社會影響惡劣等情形,其社會危害性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三款第一至第三項相當的,應當認定為該款第四項規定的“其他惡劣情節”。
趙某軍強奸二審抗訴案
(檢例第266號)
【關鍵詞】
強奸罪 二審抗訴 明知的認定 利用未成年人犯罪
【要旨】
對于被害人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奸淫幼女案件,認定行為人對幼女身份的主觀明知,不能僅憑行為人辯稱介紹人或被害人謊報年齡而不予認定。行為人認識到被害人可能是幼女,仍與其發生性關系的,應當認定具備主觀明知,構成強奸罪。奸淫幼女案件具有多個從重處罰情節的,應當綜合各量刑情節確定刑期,確保罪責刑相適應。對于同一法定刑幅度內量刑明顯不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出抗訴。
【基本案情】
被告人趙某軍,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
2022年3月10日,趙某軍利用未成年人李某英等人誘騙、介紹、脅迫被害人肖某敏(女,案發時12周歲)與其發生性關系。肖某敏遭受侵害后出現厭學、害怕穿案發當日同色衣物等心理創傷反應。同年4月17日,肖某敏在家人陪同下報案。趙某軍以肖某敏自愿與其發生性關系,其不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為由拒不認罪。7月17日,肖某敏的法定代理人接受趙某軍家屬18萬元賠償款,出具諒解書。
2022年10月14日,河南省某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趙某軍涉嫌強奸罪提起公訴,建議量刑有期徒刑六至七年。2023年5月31日,某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趙某軍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構成強奸罪,但其賠償被害人損失并取得諒解,可酌情從輕處罰,判處趙某軍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一審宣判后,被告人趙某軍以案發時曾兩次詢問被害人年齡,均被告知為16歲,主觀上不明知被害人為幼女,不構成強奸罪為由提出上訴。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一)提出和支持抗訴
2023年6月16日,某縣人民檢察院以一審判決量刑明顯不當,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同年8月4日,某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
(二)抗訴意見和理由
某市人民檢察院認為,一審法院認定趙某軍構成強奸罪定性準確,但未正確適用法律關于從重處罰的規定,僅因賠償諒解情節大幅減少刑期,導致量刑明顯不當。
1. 本案能夠認定趙某軍明知被害人為幼女,趙某軍辯稱不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雖然趙某軍在案發時曾向介紹人核實被害人年齡,被告知被害人“16歲”,但趙某軍讓未成年人為其介紹其他未成年人與其發生性關系,具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明確動機,且被害人身體檢查與證人證言能夠證明被害人發育及外貌特征與其年齡相符,趙某軍對被害人為幼女具有心理預期和認識可能性。趙某軍不顧被害人可能為幼女這一高度可能性,仍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應當認定趙某軍對被害人為幼女具有主觀明知。
2. 趙某軍的行為依法應當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本案具有多個應當從重處罰的情節。一是趙某軍侵害對象系不滿14周歲幼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二是趙某軍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誘騙、脅迫被害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定,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誘騙、介紹、脅迫被害人的,應當適用較重的從重處罰幅度。三是趙某軍的奸淫行為給被害人造成較大心理傷害。案發后,被害人出現明顯的心理創傷反應。本案具有數個獨立的從重處罰情節,檢察機關提出有期徒刑六年至七年的量刑建議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3. 趙某軍的家屬雖賠償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并取得諒解,但綜合其犯罪性質和情節,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對其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量刑畸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以及認罪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對搶劫、強奸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的,應當從嚴掌握。本案犯罪性質惡劣,趙某軍始終以不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為由拒不認罪,雖然被告人家屬與被害人達成賠償諒解,但不應對其從輕處罰。一審法院在評判本案時未準確適用趙某軍的從重處罰情節,而以趙某軍家屬賠償被害人損失并取得諒解為由,對其從輕處罰,判決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屬于量刑明顯不當。
(三)抗訴結果
2023年9月22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采納人民檢察院抗訴意見,以強奸罪改判趙某軍有期徒刑七年。
【指導意義】
(一)辦理奸淫幼女案件,應嚴格把握行為人“不明知”被害人為幼女的認定。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是幼女,不能僅憑行為人辯稱介紹人或者被害人謊報年齡而認定行為人“不明知”被害人為幼女。對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被害人,從其身體發育狀況、言談舉止、衣著特征、生活作息規律等觀察可能是幼女,而實施奸淫等性侵害行為的,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幼女。行為人以未成年人為性侵害目標,明知被害人可能是幼女,仍積極主動追求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導致奸淫幼女危害結果發生的,構成強奸罪。
(二)奸淫幼女案件具有多個從重處罰情節的,應當綜合各量刑情節確定刑期,確保罰當其罪。對于同時具有多個從重情節的案件,量刑時應對不同的從重情節分別評價,綜合考量,在法定刑幅度內適用更高刑期,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強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達成諒解的,應結合其認罪悔罪表現,從嚴掌握是否從輕處罰以及從輕的幅度。對于行為人主觀惡性大、情節惡劣,且拒不認罪的案件,即使賠償損失并與被害人達成諒解,也不應當給予從輕處罰。法院判決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內適用量刑情節錯誤,屬于“量刑明顯不當”,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出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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