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陳奕平:“四緣”織就華商網,如何成為亞太合作“軟基建”?
中新社廣州11月14日電 題:“四緣”織就華商網,如何成為亞太合作“軟基建”?
——專訪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陳奕平
中新社記者 郭軍

2026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于11月在深圳舉行。當談到APEC“互聯互通”時,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在亞太,其實早就存在一張基于親緣、地緣、業緣和文緣的民間網絡。由海外華商織就的這張綿延數百年的網絡,與APEC等現代區域合作機制之間是什么關系?它能否成為亞太合作的“軟基建”?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陳奕平。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理解海外華商基于親緣、地緣、業緣和文緣形成的民間網絡與APEC合作機制之間的關系?
陳奕平: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將在深圳召開,這是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
APEC的初衷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堅持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和減少區域貿易壁壘”,其核心精神體現為開放、漸進、自愿、協商、發展和互利。隨著冷戰結束,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與區域集團化成為潮流,國家和非國家力量都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國家行為體在推動互聯互通、合作共贏和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同時,數千萬華僑華人基于親緣、地緣、業緣和文緣構建起堅韌而長久的跨國網絡,憑借其獨特的資源和跨文化優勢,很早就成為亞太區域合作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可以說,二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互補互強、協同共治的關系。

中新社記者:從明清時期的下南洋、僑批水客,到改革開放后的華商投資,再到今天的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這張網絡的形態發生了什么根本性變化?
陳奕平:近代以來,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來自企業和商人。中國人有記載的移居海外歷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下南洋、走夷方等是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向外移民潮流。
日本著名經濟史學家濱下武志曾運用歷史解釋方法,分析16世紀以來東亞區域體系與世界經濟的演化關系,把“華商”放進一張跨海域、超國家的亞洲經濟網中去理解。
從明清時期的下南洋、僑批水客,到改革開放后的華商投資,再到今天的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華商網絡確實經歷了巨大變化,體現在信任基礎、網絡結構、時空范圍和參與主體等方面。
在信任基礎方面,華商網絡從僑批時代的個體、宗族等熟人社會信任,轉變為商貿時代的合同、銀行、法律和商會等制度化信任,再發展到數字時代的平臺算法、支付擔保和區塊鏈溯源等數字化信任。
在網絡結構方面,華商網絡從僑批水客“一條線”,發展為華商投資以宗族、同鄉會為節點的關系輻射結構,再發展到跨境電商多向、扁平、自組織的數字生態系統。
從時空范圍看,華商網絡從僑批水客的局部性區域,發展為華商投資的多區域乃至全球布局,再拓展到數字時代的網絡空間和網絡—實體的連接。
從參與主體看,華商網絡經歷了從專業精英到普通個體的拓展:過去多為敢于冒險的勞工、專業水客、大商人參與,現在普通人也可以聯通世界,開網店盈利。
但要看到,變的始終是“形態”,不變的是“內核”。這張網絡一直以“緣”為紐帶、以信用為基石、以互利為動力,也一直承擔著連接中國與所在國、連接亞太與世界的橋梁功能。信任的生產方式在變,但信任本身始終是這個網絡最核心的資產。

中新社記者:APEC設有工商咨詢理事會(ABAC)作為工商界參與APEC的正式渠道,像華商網絡這樣自發形成的民間商業網絡,與ABAC這類官方框架內的機制之間應該形成怎樣的關系?
陳奕平:APEC工商咨詢理事會(ABAC)成立于1995年,是工商界參與APEC合作的主要渠道。理事會由各成員選派的三名工商界代表組成,主席由當年APEC會議東道主擔任。
ABAC的主要任務是向領導人、部長、高官直接提交政策建議報告,每年與領導人面對面對話。
如果說ABAC是“被授權”的正式機構,華商網絡則是制度外的民間自發溝通機制,前者側重政策建言,后者側重信息溝通與項目落地,二者可以形成互補。
比如,ABAC中國代表在調研時主動走訪僑商組織;2026年僑交會(華人華僑產業交易會)舉辦了11場主題商務洽談,實現產業精準對接;華商群體把共性訴求通過貿促會、工商聯等樞紐轉遞給ABAC等等。
更重要的是,亞太各國的華商利用數百年積累的信用網絡,推動亞太政策倡議落地,成為交流合作和共同體建設的實踐者。
APEC“開放的地區主義”理念強調以自愿和單邊行動推進自由化,在開放而非封閉的框架中實現共同繁榮,而華商網絡恰恰是在沒有正式制度安排的情況下,以民間自發的方式實現了資本、商品、信息和人員的跨境流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確實可以被稱為“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民間版本,是亞太合作的“軟基建”。

中新社記者: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海外華商常常扮演“引路人”的角色,這種作用在APEC框架下有沒有可能被機制化?在地緣博弈加劇的背景下,華商網絡如何保持它的“橋梁”本色?
陳奕平:“引路人”的角色完全可以被機制化。中國企業出海,海外華商提供的本地市場信息、法律稅務咨詢、人脈渠道和文化翻譯,實質上是在降低制度距離與文化距離帶來的交易成本。這種作用可以從個案經驗轉化為公共產品:在APEC框架下建立華商參與區域合作的常態化對接機制,例如,把僑交會、華商峰會等運行成熟的平臺納入APEC配套活動體系;依托ABAC與貿促會、工商聯、僑商組織,形成訴求轉遞、項目撮合與政策落地的閉環。
亞太地區是多元文明交匯交融的核心區域,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太平洋島國本土文明、西方文明在此長期共存。千百年來,人員遷徙、商貿互通、文化往來持續不斷,形成亞太人文交流綿延不絕的歷史脈絡。
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博弈加劇,地區沖突頻發。面對新的挑戰,需要在APEC框架下,依托亞太長久以來的人文交往傳統,建立發揮移民橋梁作用的平臺和機制,深化文明互鑒、推動文明共生,夯實亞太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礎。
中新社記者:廣東正在推動“僑助千企萬品出?!?,還有僑交會、亞太產業合作與出海博覽會這類平臺,在您看來,在APEC語境下,“僑”這張牌廣東應該怎么打才最有價值?
陳奕平:廣東素有對外開放的傳統,擁有兩千年向海而生、以商通天下的歷史沉淀,秉承開放包容、敢為人先、務實低調、互利共贏的精神,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
重要的是,廣東有近3000萬粵籍僑胞和長期構建的廣泛網絡,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制度共存的實踐經驗,能夠以僑為橋、以文化為媒,打造亞太文明交流前沿陣地。
8月20日,由中國僑聯指導、廣東省僑聯主辦、深圳市僑聯承辦的2026“僑助千企萬品出海”行動(廣東)暨亞太經貿合作交流推進活動在深圳舉辦,這是廣東用“僑”牌對接亞太國家的主動作為。
在APEC語境下,廣東打“僑”牌,關鍵是以僑為橋,把粵僑的跨境信任網絡轉化為亞太數字貿易與供應鏈互聯互通的民間基礎。同時,以深圳APEC為平臺,把僑交會和華商峰會做成中國產能與亞太市場之間的對接場域、服務節點和共同體敘事載體。(完)
受訪者簡介:

陳奕平,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博導,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院首席專家,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兼任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會和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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