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趙衛星:上海為何要搶這張未來產業門票?
中新社上海11月6日電 題:上海為何要搶這張未來產業門票?
——專訪上海市政府參事趙衛星
中新社記者 陳靜

當大模型學會寫代碼、做設計、剪視頻、跑客服,“公司”的最小形態正在被重寫。過去人們習慣說“組建一支團隊才能創業”;如今,一個人加一套AI工具就可能跑通市場分析、產品研發、內容生產、營銷交付的全鏈路。這種形態,法律上叫“一人有限責任公司”(One Person Company,OPC),在AI時代變成新型創業單元。
AI時代的OPC,究竟只是自由職業的升級版,還是新質生產力的“細胞級”組織?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為什么要把OPC寫進產業生態構建和系統制度創新之中?上海市政府參事趙衛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作出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AI時代,“一人公司”正在全球興起。這是否意味著生產組織正在經歷重構?東方和西方分別貢獻了什么?
趙衛星:沒有AI就沒有“一人公司”(OPC)。就生產力而言,人工智能是人類迄今為止最為深刻的一次革命,生產方式一定也會隨之發生大的變革。OPC是其中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它是人類生產組織的一次重構,是生產的基本單元從“層級化企業組織”轉向“個人能力節點+數字生態協同”的范式躍升。
近年,AI工具開始承擔更完整的工作任務,一個人借助AI就可以完成過去需要多人配合的部分工作,獨立經營的條件大為改善。
對OPC,我主要關注四個問題,一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革,二是產業變革和產業生態的內在聯系,三是城市活力和個人動力的發展環境,四是短期現象和未來走向的可能趨勢。
在歐美地區國家,OPC提供了“單人能力放大”的工具。其在基礎模型、開發工具、獨立開發者社區以及全球服務設施方面積累較早,擁有更多的產業應用場景和數字基建。中國則提供了OPC發展“海量節點組網”的生態土壤,從而推動生產組織從“企業中心化”走向“節點分布式”的新形態。
中新社記者:OPC在中西方不同社會環境中,會形成怎樣的差異?
趙衛星:雙方使用的工具和經營方法有很多共同之處,差異體現在文化、創業動機以及社會期待上。
從文化差異來看,西方OPC是個人主義商業文明的AI延伸,而中國OPC“長出來”的是產業的細胞單元,是強大產業組織能力的輕量化下沉。從創業動機和社會期待來看,西方注重個人自主選擇方式:一部分人希望保持小規模經營,一部分人則通過出售產品或業務實現退出,再開展新的項目。荷蘭獨立開發者彼得·萊維爾斯(Pieter Levels)所代表的獨立經營方式是其中一種選擇,不能概括所有西方創業者。中國更關注OPC能否幫助更大人群發揮專業優勢和知識轉化能力,形成創業就業的動力。
對于從大公司離職的專業人員,OPC為職業轉換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對于高校畢業生,AI工具應用降低了部分業務開發和試錯成本。開發者可以在中小城市甚至在鄉村生活,同樣服務其他城市乃至海外客戶。中國發展OPC應更多放在就業和普惠層面。若更多普通勞動者能通過AI獲得新的機會,技術進步的收益就能覆蓋更廣泛人群。

中新社記者:深圳、杭州、蘇州等城市正在探索OPC行動計劃、創業便利化和社區建設。硅谷、倫敦、新加坡也形成了各具特點的創業生態。上海的優勢是什么?有哪些經驗值得借鑒?
趙衛星:借鑒國內外城市的經驗做法,上海可重點關注專業服務和國際化業務,要把已有產業資源用起來,形成能持續經營的業務,可整合跨境支付、稅務、法律和國際人才交流,減少創業者逐項尋找服務的成本。
蘇州的社區建設、杭州的創業便利化探索以及深圳等地的相關行動,拓寬了OPC發展空間。其共同價值是把個人創業所需的空間、工具、服務和交流機會有效整合起來。對上海而言,需思考的是哪些做法能夠與本地產業結合、現有服務還沒有充分覆蓋哪些需求。
產業門類齊全和專業服務基礎扎實是上海的優勢。金融、生物醫藥、集成電路、高端制造、設計和文創等領域既有專業人才,又有較復雜的業務需求。國際化服務是另一項優勢。跨國企業和國際人才的集聚為面向海外市場的創業活動提供了基礎,金融、法律、會計和咨詢機構林立實現跨境收款、稅務、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支持。關鍵在于,這些服務能否以個人和小團隊負擔得起、用得上的方式提供。
總體上說,上海應該從“給空間”轉向“給制度、給生態、給對接”,把深厚的產業底盤轉化為真正的OPC生態優勢。
中新社記者:上海產業基礎較厚,大型企業、高校、金融和算力資源豐富,為什么還要搶OPC這張票?在跨境合規、稅務服務、海外孵化等方面,能否形成制度型開放的樣本?
趙衛星:我認為,上海產業體系已經成型,產業集群正在形成。上海搶抓OPC的機遇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趨勢。如果把大企業比喻成經濟發展的“主干根系”,那么中小企業包括OPC就是“須根細脈”,兩者需被打通,形成大中小企業共生的“雨林經濟”。
上海有條件以OPC打造最小顆粒度的“制度型開放”樣本,其價值遠超產業本身。上海要補生態,填補產業鏈細分的缺口,產業體系從“深湖大水”轉為“熱帶雨林”;要放活力,把人才從“組織雇員”變成“獨立要素”,釋放更多價值;要求突破,創造OPC領域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樣本。
對上海來說,OPC的價值不是“多了多少市場主體”,而是以最小切口撬動人才活力釋放、產業生態補全、制度開放突破。我們要研究的是如何讓已有的人才、金融、算力和專業服務適應這種變化,可以從四類問題著手:一是跨境合規。上海可以依托現有開放平臺和專業機構,探索更清晰、便捷的服務,助經營者了解規則和辦理路徑。二是稅務服務。稅收合并征收可作為簡化辦稅方向。三是海外孵化與服務聯系。上海可探索與海外孵化機構建立聯系,為創業者提供支持,便利海外人才和項目開展業務。四是靈活就業保障。可結合現有靈活就業政策,研究OPC從業者在社保、醫保和養老方面的需求。

中新社記者:有人擔心,OPC可能使個人承擔更多經營風險,卻依賴大平臺獲取工具和客戶。應如何看待?城市可如何應對?
趙衛星:如果OPC單純依賴流量型接單平臺生存、平臺掌握定價權且無規制,確實可能出現“個人承擔全部經營風險、平臺抽取大部分利潤”的異化。但AI賦能OPC的核心價值是個體能力的倍數放大,價值來自技術賦能而非平臺流量套利,和純抽成平臺有本質區別。
目前,不少城市都在探索適合這類經營方式的制度安排,尚難說已經有成熟答案。OPC的本質是AI時代個體生產力的解放,風險不在技術本身,而在制度是否跟得上;治理邏輯要從“管理企業”轉向“服務個體經營者”,需要在稅制、社保、生態對接上加快制度創新。(完)
受訪者簡介

趙衛星,上海市政府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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