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田建文:100年前,中國現代獨立考古第一鏟為何落在西陰?
中新社山西運城10月25日電 題:100年前,中國現代獨立考古第一鏟為何落在西陰?
作者 田建文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館員

2026年是西陰遺址發掘10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日前舉行。100年前,中國現代獨立考古第一鏟落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現代考古序幕由此揭開。那么,這一鏟為何落在西陰?
1840年鴉片戰爭等一系列戰敗、求和后,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和古代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逐漸減弱。
1894年,法裔英國學者拉克伯里發表《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鼓吹中華文明的“人文始祖”黃帝來自古巴比倫,翻越昆侖山,來到了黃河上游,提出“中國人種西來說”。其實早在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們就提出類似學說,這些人往往是出于不同目的另立新說。說到底,沒有考古學的支持,慢慢地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當時,也有外國人在中國從事考古活動,但往往側重于盜寶和個人愛好。中國考古學家李濟(1896年—1979年)說:“這些外國人,挾其豐富的物質配備以及純熟的科學技巧,不但把中國境內的自然科學資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而且連歷史的、考古的、美術的、以及一般人類學的資料也引起了他們的極大的興趣。”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當時的北洋政府開始重視實業發展,1914年邀請時任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地質學教授的安特生,來華擔任農商部礦政顧問,與剛成立不久的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進行合作,調查中國的鐵礦和煤礦,所長是英國留學歸來的地質學家丁文江。
而瑞典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于1920年擔任萬國考古學會會長,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國考古迷,他積極籌措資金與中國地質調查所合作,于是就有了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和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發掘等。
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與中國著名地質學家袁復禮一行開始連續36天的勘測、鉆探、發掘,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陶器以紅陶為主,也有灰陶,其中最為特別的是彩陶。安特生撰寫英文考古報告《中華遠古之文化》指出,仰韶村的考古發現,證實了中國存在史前文化,即以彩陶為標志的“仰韶文化”,認為中國文化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代。
同時,安特生提出仰韶村的彩陶是來自較早的中亞土庫曼斯坦一帶的安諾文化和東歐特里波列文化,“因仰韶遺址之發現,使中國文化西源又復有希望以事實證明之。”不過,他接著又說:“然欲完全解決此問題,為日尚遠。是在考古學家、人種學家及言語學家同力合作,去固執之成見,為誠實之討論,庶能漸達真理。尤望中國學者,對此注意,共起研究,其能供獻于此學者,自更不可量也。”安特生的治學態度,可見一斑。
為了說明“仰韶文化西來說”,1923年,安特生、袁復禮一行開啟甘肅之行。安特生1925年出版的《甘肅考古記》提出了依次是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洼、沙井這樣的“六期說”,他把“仰韶文化西來說”之“寶”,全部押在甘肅廣河縣齊家坪發現“齊家期”上面了,“此中絕無彩色陶器之跡,但美麗之單色壓花陶器極為特別。余視此等遺物,似較仰韶者為早”。
安特生的仰韶發現,也驚動了李濟。他說:“我們只有把中國境內的史前遺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這種功夫,這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這個小小的懷抱就是我們挖掘夏縣西陰村遺址的動機。”
1923年秋天,留洋的李濟回到北京,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授社會學和人類學,結識了丁文江。丁文江得知河南新鄭發現青銅器,便資助李濟到新鄭,看看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存。10月2日,李濟一行到達后準備發掘一座古代墓葬,但因土匪干擾草草“收兵”。出師河南不利,李濟在以后工作中都要考慮當地治安問題,這也是1926年春、秋兩次山西之行的原因之一。
李濟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研究新鄭人骨的過程中,遇到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中國考古發掘隊專門委員畢士博。畢士博把他在新鄭采集的人骨交給李濟進行研究,李濟完成了論文《新鄭的骨》。隨后畢士博邀請李濟加入其團隊,李濟在信中明確提出:“在中國的田野做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考古團體合作;在中國發掘出來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畢士博答應了。1925年3月23日,李濟成為弗利爾藝術館中國考古發掘隊的一員。
1925年12月下旬,畢士博建議李濟做點野外考古工作,李濟想在發掘之前做田野調查,以確定有無進行考古發掘的可能性,最后商定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做調查。因為在西晉時期就有學者皇甫謐(215年-282年)在《帝王世紀》中指出“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其后廣泛流傳。
1926年2月5日,李濟和袁復禮開始從山西太原、介休、臨汾一路南下,3月5日在浮山交頭河發現第一個“仰韶期遺址”,后來又到了翼城、曲沃、絳州(今新絳),3月22日到達夏縣,那里是傳說的夏朝王都,有大禹廟和夏啟及許多大臣的陵墓。3月24日,他們在尋訪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發現西陰村遺址,李濟激動地說:“當我們穿過西陰村后,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在眼前。第一個看到它的是袁先生。這個遺址占了好幾畝地,比我們在交頭河發現的遺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

寫出《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的考古學家徐旭生,早在1959年就提出豫西、晉南是兩個探尋夏文化值得注意的地區,結果河南的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公認的“夏都”,1974年秋至1979年冬,歷時五年四個月左右,發掘了夏縣東下馮遺址,有大量夏時期遺跡和遺物,但與都城和夏王陵還有一道深深的鴻溝。
其實,西晉學者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一書中,除堯都平陽外,舜都、禹都他也不敢肯定。原文為:“都平陽,或在安邑”,《史記·夏本紀》還有“禹辭辟舜之子商均于陽城”的記載,李濟當時并不知道。
公元前361年,戰國時期的魏國將都城從安邑遷到了大梁(今河南開封)。公元前286年,魏國不堪秦軍東進獻出安邑,變為秦河東郡治。秦、漢河東郡下設安邑縣,但仍為郡治所在。漢代河東郡下轄的縣最多時達到28個,安邑從來沒有與夏都、夏王陵聯系起來的任何記載。
但北魏的“神操作”改變了這一情況。北魏皇室以黃帝后裔自稱,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改革,公元494年,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遷到洛陽,但祭堯于平陽、祭禹于安邑提前兩年就進行了,用來表示遷都洛陽是為了興復“周業”。定都洛陽后,北魏皇室將河東郡移治蒲阪,改安邑為北安邑,又在安邑南20公里處設南安邑。公元494年,北安邑縣遷至城東7.5公里處更名為夏縣,這就是如今的夏縣縣城。
這樣,就把夏縣與夏禹、安邑聯系起來,“配套設施”肯定少不了。清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記載:“夏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相傳禹建都時筑,一名禹王城。城內有青臺,高百尺,或謂之涂山氏臺。”久而久之,夏縣就跟夏代乃至夏文化聯系起來了,直到現在,歷史學界和地方上仍然受此影響,所以“上當”的不止李濟一個人。
盡管李濟無法判斷夏代帝王真正的陵墓,但他還是選擇發掘西陰村,“選擇西陰村這個史前遺址,主要是因為它覆蓋的面積比交頭河遺址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這就是中國現代獨立考古第一鏟落在西陰的緣起。

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發現了西陰紋和半個蠶繭等文物,為證實5000多年前的西陰文化奠定了基礎。由是觀之,“小小的懷抱”不僅是李濟個人的事情,更是以李濟為代表的一代學者們對“仰韶文化西來說”的“自識”,也是對中華文明的“自覺”。(完)
受訪者簡介:

田建文,1965年2月生于山西襄汾,現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館員、山西師范大學歷史旅游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1994年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第二次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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