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傅稻鐮:一粒稻米,如何照見良渚與世界?
中新社杭州10月20日電 題:一粒稻米,如何照見良渚與世界?
——專訪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院教授傅稻鐮
作者 林波 曹丹

一萬多年前,長江下游的濕地里,一株野生稻開始把谷粒留在穗上。這個看似微小的變化,不僅讓人類第一次有了穩定的稻米,也催生出協作治水的社群,最終托起良渚的玉琮、玉璧。
一粒稻米,究竟如何照見良渚,又如何照見世界?
第四屆“良渚論壇”期間,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院教授傅稻鐮(Dorian Q Fuller)。他是深耕水稻馴化數十年的植物考古學家。
鮮為人知的是,“傅稻鐮”這個中文名源于他與浙江的緣分——20多年前,中國同事建議他取一個既貼近英文名、又便于中文文獻檢索的名字,結合其長期從事的農業考古工作,幾經討論最終定下這三個字。
如今,他從一粒米講起,談良渚與世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0多年前,您因河姆渡遺址與浙江結緣。回看這段緣分,您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傅稻鐮:我對農業起源很感興趣,有幸看到河姆渡遺址的相關照片并于2004年來到中國,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機構合作,參與浙江余姚田螺山遺址的發掘工作。
這場發掘大規模、系統性研究了水稻的“小穗軸”——也就是谷粒底部連接植株的小段結構。野生稻成熟后會自然落粒,馴化稻的谷粒則留存于稻穗之上,二者會在小穗軸上留下不同痕跡。通過統計各地層樣本的不落粒占比變化,便可厘清水稻馴化循序漸進的過程。
2009年,我們發布超過2600份樣本數據,這是當時規模最大的相關研究,也首次形成可用于對比水稻與小麥演化速率的中國數據集。
依據當年的數據來看,河姆渡水稻在種群層面仍屬于“半馴化”類型。但如今回望,我認為當年低估了人類對水稻的管理強度:后續發現的古稻田系統表明,當時先民已通過調控水源,“工程化”改造濕地景觀;另一方面,如果周邊存在大量野生稻,栽培稻與野生稻持續發生基因交流,也會使水稻在遺傳層面看起來馴化進程更緩慢。換言之,彼時的農業實踐,或許比我們20年前認知的更為先進。

中新社記者:水稻如何塑造了一個與兩河流域、古埃及不同的良渚?
傅稻鐮:玉璧、玉琮這類精美禮器是良渚最動人的部分,但要維系這套禮儀體系,前提是擁有穩定、可儲藏的食物基礎——水稻。正是物質供給的充裕,才得以分化出專門從事祭祀、營建、手工藝制作的人群。
水稻種植流程復雜,包含灌溉等諸多環節。開墾、管護連片稻田與調控水源,僅憑少數人難以實現,需要整個社群協同勞作。
在我看來,正是經營水稻所要求的這種集體努力,為后續修筑城墻、水壩等大型工程埋下了伏筆。良渚宏大的水利工程,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協作文化的產物。
二者更深層的差異,藏在兩類作物不同的生態習性里。小麥、大麥適宜半干旱、季節差異顯著的環境,河流幾乎是唯一穩定水源,當地農業自誕生起就需要儲糧應對旱季。
古埃及河谷內適宜耕作的土地十分有限,很早就催生了土地占有與資源競爭;而長江下游濕地廣袤,適宜種稻的土地相對充足,真正稀缺的并非土地,而是協作治水的能力。
如果說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誕生于稀缺資源的競爭之中,良渚文明則興起于豐饒濕地里的集體協作。

中新社記者:如果說稻與麥在數千年前便將人類社會引向不同發展路徑,那么這種東西之別,是否仍以更日常的方式延續至今?
傅稻鐮:不僅延續至今,甚至比農業本身還要古老。早在農業誕生之前,人類處理熟食就分化出兩條路徑,這一分野至少可以追溯到一萬年前。作物的差異塑造了社會形態,烹飪方式的差別則把這種文明分野融入日常。
從考古遺存來看,歐亞西部長久盛行干熱烹飪:食物直接接觸火焰,不借助容器。面包在日常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的祭祀供品,也以面包搭配烤肉為主。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將這種烹飪方式稱為“外烹飪”。種植小麥的區域普遍制作面包,而面包離不開烘烤,作物與烹飪方式由此相互強化。
而中國考古出土的甗、鬲、鼎,都是依靠水作為介質的炊器。甗分為上下兩部分,專門用來蒸制食物;鼎兼具烹煮與盛放食物的功能。這套“水烹”傳統,與濕地稻作、水源管理的生活方式彼此呼應。
考古發現同樣支撐這一判斷。在歐亞西部,9500多年前,大量遺址中已普遍出現烤爐。例如土耳其加泰土丘遺址,幾乎每座房屋都設有烤爐與壁爐。這類設施的分布范圍,大致和小麥、大麥的傳播路線重合。
而中國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巖等遺址出土距今約兩萬年至一萬八千年的早期陶器,屬于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遺存之一。距今一萬年至八千年,浙江上山文化遺址已出現早期水稻栽培,陶器隨之分化出炊器、食器,還有可供集體宴飲的大型炊具。鬲、甗是黃河流域常見器物,良渚典型炊器則為鼎。
從一粒種子到一塊面包、一鍋米飯,從治水社群到灶臺之上的器皿——作物、烹飪與文明,如同同一條河流的上下游。“如何加工食物”這一看似細微的差異,最終參與塑造了風格迥異的區域文明。

中新社記者:稻米如何說明中國史前文明并不封閉?
傅稻鐮:中國幅員遼闊,新石器時代就同時存在多個相對獨立的農業起源中心和文化圈。黃河流域以粟(小米)作農業為主,長江中游、下游則發展出各具特色的稻作文化,不同區域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互動。
到新石器時代較晚階段,作物交換的線索清晰可見:粟從北方向南傳播,水稻則向北擴散。此外,不同水稻品種很可能在長江中游、淮河流域與長江下游之間流動,只是這類遺存痕跡很難通過考古手段辨識。我們更容易發現玉器、石器的流通,但先民很可能同樣在交換糧種。
我常說,農業是人類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如今我們栽培的作物承載著歷經數千年馴化的古老基因,是植物與人類文化實踐“共同進化”的產物。
自良渚文化至今五千年,本質上是一場不同農業形態與社會體系的長期探索;而農業考古能夠把比較的視野延伸至數千年前,依靠實物遺存還原歷史,這對于當下理解全球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
懂得珍視這種文明多樣性,或許正是良渚留給當今世界的一份禮物。(完)
受訪者簡介:

傅稻鐮,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院教授,并任北京大學、西北大學(西安)榮譽教授。他長期從事植物考古與種子鑒定研究,關注世界各地的古代農業體系與作物馴化,田野足跡遍及蘇丹、埃塞俄比亞、土耳其、伊拉克、摩洛哥、泰國和中國等地。著有《南印度的樹木與林地:考古學視角》(Trees and Woodlands of South India: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遠離爐灶》(Far From the Hearth)、《非洲植物利用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African Plant Us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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