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古典學|喬治·皮拉斯:走向新全球人文主義的古典學
中新社北京6月10日電 題:走向新全球人文主義的古典學
作者 喬治·皮拉斯(Giorgio Piras) 意大利羅馬第一大學古代科學系古典語文學教授

我們正處在一個知識生產、傳播與共享方式深刻變革的時代——從打字機到個人電腦,再到人工智能,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在重塑我們與文本及其作者的關系。與此同時,古典傳統作為西方文化的重要根基,其物質載體、傳播機制及所承載的價值觀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古典學者應該在記憶與開放之間培育一種新的全球人文主義。

從打字機到人工智能:知識生產的三次變革
過去幾十年,從打字機到個人電腦,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共享方式發生了深刻轉變。這一變化不僅涉及信息流通的工具,更觸及人類創造、組織和接觸知識的過程本身,也讓我們對作者身份、文本性和知識生產的理解發生深刻變化。
今天,我們正目睹一場更為激進的變革。數字通信使文本流通變得即時、全球化且近乎無限。曾經主導書面作品傳播的緩慢漸進過程基本消失。對作者貢獻的認可曾經需要耐心和時間的沉淀,而在數字時代,可見性幾乎可以瞬間實現。然而這種“加速”,深刻影響了文本本身的性質——它們獲得了即時性和可及性,但也變得越來越短暫,鼓勵為即時消費而非長期反思而寫作。
更深刻的轉變正在浮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開始挑戰古典傳統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作者身份。幾個世紀以來,古典文化與可識別的作者緊密相連,文本的權威與其創作者的權威密切相關。AI生成內容的出現模糊了個體創造、集體知識和機器輔助生產之間的界限。這不僅是技術挑戰,更是深刻的文化和人文主義挑戰。

從手稿到印刷:古典傳統的物質根基
今天的轉變出現在文本傳播長期遵循不同模式之后。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文本完全以手寫形式流傳。直到最近五個世紀,印刷術才成為西方文本復制和傳播的主要手段。希臘語和拉丁文經典之所以幸存,正是因為它們通過一代代手稿被抄寫、保存和傳遞。
手稿制作是緩慢、費力且資源密集的過程。只有被認為值得保存的文本,這種投入才合理。因此,抄寫的難度本身就是強有力的選擇機制。手稿文化不僅傳播文本,更參與決定哪些文本值得傳播。經典正典的形成是數世紀以來學者、教師、贊助人、圖書館和機構作出無數決策的結果。每份手稿不僅是傳播工具,也是文化認可。
研究古典學及其接受史,需要密切關注使文化記憶得以跨時間傳遞的具體物質形態。語文學家像考古學家處理遺跡一樣處理廣泛的物質證據。古典傳統不僅存在于文本中,也存在于地方、物品、圖像和物質實踐中。物質維度是其延續的基本條件。

開放與融合:古典文明的活力之源
研究古典學還意味著保存那些數世紀來支撐偉大文明發展的價值觀。深刻的轉型與危機時期往往與對經典興趣的復興相伴,因為經典提供了知識和價值觀的安全港灣。這正是“經典”的意義:一個典范,我們可以借此衡量自己,識別與過去的異同。
希臘語和拉丁文經典是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表達。希臘和羅馬文明的繁榮跨越了超過15個世紀,某些連續性持久存在,首要原因就是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核心地位。但這種統一不應掩蓋古代世界的復雜性。地中海本身從來不是封閉的文化空間,而是不同民族、語言和傳統相遇、交流的廣闊舞臺。這些互動產生了深刻塑造古代社會的文化融合。賀拉斯(古羅馬著名詩人)的名言“被征服的希臘人征服了野蠻的征服者”,表明文明通過與他者接觸而豐富。
古代地中海世界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吸收、改造外部影響的能力。古典文明的活力并非源于文化孤立,而是源于將多樣性整合到共享意義視野中的非凡能力。從這個角度看,古典世界為當代社會提供了重要教訓:文化認同不會因對話和交流而削弱,反而因此加強。

數字時代的使命:守護記憶,開啟對話
希臘語和拉丁文經典證明了它們能夠傳遞與后世和不同社會產生共鳴的文化信息。幾個世紀來,這些作品被視為智力、文學和藝術成就的典范。它們作為經典的地位并非僅由現代學者確立,而是跨越數世紀的歷史過程的結果。無數讀者、作家、藝術家、教育者反復以欽佩之心轉向這些作品,從中找到靈感。經典的權威既在于其內在品質,也在于其接受的非凡連續性。
因此,當代古典學者的任務不是為古代世界辯護,而是去理解它、解釋它,讓新受眾能夠接觸它。古典傳統的持續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歷史現象:為什么某些文本能在兩千多年里被持續閱讀、翻譯和重新解釋?這些問題比任何試圖斷言古典世界優越性的嘗試都更為重要。
許多古代作者深切關注作品的存續。賀拉斯聲稱建立了一座比青銅更持久的紀念碑。兩千多年后,他持續被閱讀的事實表明,文化記憶取決于后代保存和重新解釋過去的意愿。
絕大部分古希臘和拉丁文獻已永遠消失。幸存下來的只是古代文學作品的一小部分,然而卻是意義非凡的一小部分——一個雖由歷史環境塑造,但已成為古典文明最具影響力成就的集合。
古典文本的歷史受到一系列技術革命的影響:從卷軸到抄本的轉變,再到印刷術的發明。每一項創新都擴大了知識獲取,同時影響了選擇和保存的過程。我們目前經歷的數字革命,可以被理解為技術變革漫長歷史中的最新篇章。
因此,研究文本傳播歷史的人對當前技術革命既感興趣又憂心忡忡,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認識到這些變化的潛在時代意義。與之前的重大技術變革一樣,數字時代既帶來機遇也帶來風險。文化記憶的某些部分可能變得越來越脆弱、難以訪問,或與其原始背景相脫離。
學者不僅有責任分析這些轉變,還要反思如何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保存和傳遞文化遺產。然而,當下的時刻不應僅從危險角度看待。它也提供了非凡的機會,使古典文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易于接觸、更包容、更廣泛共享。
歸根結底,經典的價值不在于它們屬于遙遠的過去,而在于它們持續促進不同世代、文化和社會之間對話的能力。古典文明本身正是通過相遇、交流和適應而成長。一種新的全球人文主義恰恰可以從記憶與開放之間的平衡中產生:在保留過去聲音的同時,允許它們與當下多樣化的經驗和傳統進行對話。經典不是封閉世界的遺物,而是共享人類遺產的積極參與者。(完)
作者簡介:

喬治·皮拉斯(Giorgio Piras),意大利著名古典學家,現任羅馬大學(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古典學系教授,兼任倫敦大學學院歷史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德國考古研究所通訊會員。主要研究領域涵蓋古代語法理論史、古典與人文主義文本的傳承、古典學術史,并主編多部學術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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