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體育培訓行為規范》施行 專家建議:健全屬地落實機制發揮協會專業作用
“我害怕。”第一次戴上拳套的8歲男孩鄧卓(化名)面對緩緩舉起、戴好護具的對手,本能地閉上了眼睛。對此,教練沒有催促,而是拿起一只裹著厚海綿的軟拳套,輕輕碰了碰他的額頭:“先讓身體適應一下。”
在國家二級運動員張巨濤經營的綜合格斗訓練機構里,這樣的適應性練習,是每名新學員的入門課。
2026年11月1日,國家體育總局印發的《青少年體育培訓行為規范》(以下簡稱《規范》)開始實施。《規范》共七章30條,從青少年體育培訓的場地設施、課程、執教人員資質、收費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同時明確,面向7至18歲青少年開展的課外體育指導、培養和訓練活動均適用《規范》,青少年體育俱樂部、體育培訓機構、體育運動學校等均在管理范疇之內。
《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發現,當前,不同體育培訓機構對教練的招聘標準、資質核驗和能力培養不盡相同。在《規范》實施的背景下,如何壓實各層級安全管理責任,把好青少年體育培訓的“教練關”,讓孩子在接受專業指導的同時,實現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健康成長,已成為行業各方必須直面的現實命題。
把好從業門檻
“認可度最高的,還是國家一級、二級運動員證書。”張巨濤的機構開設在天津,他對教練的硬性門檻是必須是體育院校本科畢業。在他看來,公益性社會體育指導員證書、部分單項協會頒發的基礎教練證,未必能充分證明教練的實際水平。
而體育院校本科畢業,在廣東廣州從事羽毛球教學的汪晨(化名)則發現,一些小型俱樂部在招聘教練時,更看重對方會不會打球、能不能把動作教出來,較少核查專業背景和執教資質。
一些家長選擇教練時,也未將首要關注點放在資質驗證上。四川成都的趙女士為自己的兩個孩子報名了游泳課和網球課。她坦言,選教練時并沒有刻意核驗證書,“教得好不好,觀察他上課就知道”。張巨濤也發現,不少家長分不清不同證書的區別,只能通過課堂表現判斷教練的教學能力與水平。
記者注意到,《規范》拓寬了執教人員的資質認定范圍,將2021年12月印發、已于2024年12月14日失效的《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范》中要求的“經省級(含)以上體育行政部門認可的相關證書”調整為“其他與青少年體育培訓相適應的法律法規規定的相關證書”。
受訪專家表示,這一調整理順了判斷規則,既減少地方自主認定帶來的差異,便于執教人員流動,也為適配不同項目教學需求留出合理空間。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體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長期研究體育產業、青少年培訓相關政策與行業治理,她告訴記者,體育培訓高度依賴線下真人接觸和專門場地,對師資的要求程度很高,但練得好不代表教得好。“青少年體育培訓不僅要求教練掌握運動技能,還涉及育人、道德示范和溝通能力。即使是專業運動員出身,也不一定適合面向以興趣培養、身體鍛煉和掌握基本技能為目的的青少年群體開展教學。”
王雪莉分析,《規范》允許省級層面建立執教人員檔案、認定相關資質,形成互認機制。這種方式既兼顧了不同項目、不同從業人員的實際情況,也有利于執教人員跨地區流動。
“《規范》還提出建立執教人員檔案、繼續培訓和行業退出等機制。過去青少年體育培訓教練員的管理鏈條并不完整,教練員的成長、質量管理和退出機制相對缺乏明確要求。”王雪莉說,《規范》嘗試將這些環節銜接起來,完善了從入口到成長、退出的管理鏈條。
守牢安全底線
記者注意到,《規范》要求培訓機構對擬錄用從業人員進行背景審查,將具有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記錄,以及處于行業禁業期的人員納入禁聘范圍,并明確不得聘用中小學、幼兒園在職教師。
“資質回應的是‘會不會教’,背景審查回應的則是‘能不能教’。”王雪莉表示,《規范》將背景審查前置,體現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及相關法治理念中“預防為主”的要求,但背景審查并非萬無一失,仍需要全程監督評價。
“背景審查是重要的前置保障,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王雪莉向記者舉例,比如,教練在教學中說臟話、在比賽中指使隊員傷害對手,或者虛報年齡、以大打小,這些行為不一定能通過背景審查發現,卻同樣會影響青少年,因此,需要對教練進行持續關注和評價。
除了人員準入之外,執教過程中的安全管理同樣重要。《規范》在安全要求部分對培訓場所的視頻圖像采集和保存提出了具體要求。張巨濤注意到,《規范》明確,青少年體育培訓主體應在開展培訓的室內、外場所設置視頻圖像采集裝置,采集和回放視頻圖像能清晰辨認人員體貌特征,視頻數據保存期限不少于90日。在他看來,必要的過程留痕有助于在糾紛發生時厘清責任。
相較于有固定場所和管理主體的培訓機構,一些“個人教練”“上門體育”服務的管理邊界更為復雜。
張巨濤觀察到,上門教學中存在大學生兼職的情況,部分服務缺乏規范的經營主體和相應保險保障。他認為,這提醒家長,選擇教練時不能只關注個人技術,還應了解培訓服務由誰提供、是否具備相應經營條件,以及發生意外后責任如何劃分。
針對利用公共場地開展培訓、個人教練上門教學等游離于常規管理之外的培訓形態,王雪莉建議,從人員、場地、資金三方面加強監管,強化對消費者的風險提示。“這類培訓方式風險隱蔽、責任分散,如何構建系統有效的監管機制,是《規范》落地必須回答的課題。”她說。
推動落地落實
“《規范》落地,最直接的影響是打破行業信息不對稱。”曾辦理過相關青少年體育培訓糾紛案件的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常莎表示,普通消費者很難辨別體育培訓是否科學合規。《規范》的實施既有利于保障消費者獲得合格的培訓服務、提振消費信心,也能正向激勵合規辦學機構,護航行業健康發展。
王雪莉認為,推動《規范》有效落地,關鍵在于強化部門協同、健全屬地落實機制、發揮運動協會專業作用,以規范治理筑牢行業健康發展與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的法治防線。
對此,她提出三點建議。
其一,強化部門協同,推進數據庫建設。在部門協同的基礎上,可建立執教人員和培訓機構數據庫,實現相關信息共享、互查與聯通,借助技術和數據手段提升監管效率。
其二,發揮單項運動協會專業優勢,完善行業標準。協會可以發揮自身優勢,制定執教人員標準、青少年運動技能等級標準,開展教練員繼續教育及更高層次的專業培訓等。
其三,可推進屬地化管理,提升監管可操作性。屬地管理是相對現實、務實且可行的路徑,應結合地方實際推動相關機制落地。
常莎認為,《規范》要取得實效,關鍵在于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體育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罰則相銜接,做到“規范定標準、法律管后果”。比如,培訓機構未依法開展背景審查、聘用有性侵害等違法犯罪記錄人員的,依照未成年人保護法及相關罰則,可能面臨責令改正、罰款直至吊銷許可證照等處罰;對未成年人造成損害的,還應當依法承擔相關責任。
針對青少年體育培訓業態多、場景分散的特點,常莎建議建立跨部門的信息共享機制,將培訓機構資質、執教人員備案、預收費賬戶、投訴處理情況歸集到一個平臺,互相聯通、互查互用。行業協會同時組織機構對標自查,監管部門公示投訴舉報渠道和教練資質查詢入口。“讓家長查詢有門、投訴有路,社會監督才能跟上。”
王雪莉表示,《規范》的落地,既需要制度供給,更需要執行到位。唯有打通部門壁壘、激活專業力量、壓實屬地責任,方能推動青少年體育培訓從單純培訓技能走向體育育人。(記者 趙麗 實習生 呂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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