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丨我見青山,青山亦見我——評張冬冬《村莊無小事》
與冬冬相識于去年秋季的英語課堂,謙虛、和善是我對他的初印象。彼時老師為我們設置了一個必要的展示環節:每人需用英語對自己進行介紹,內容包括成長經歷、興趣愛好……諸如此類。當聽到冬冬擲地有聲、聲情并茂地講述他與戰馬村的故事時,我不由得沉浸其中,引起了我的興趣與思考:遠在貴州的戰馬村究竟是一幅怎樣的景象,生活在那里的人們是怎樣的生存狀態?
在讀完作家出版社出版、張冬冬的《村莊無小事》之后,我心中的疑惑茅塞頓開,正如作者自己在前言里提到的:記錄的更多是“試圖進入”的過程本身,那我就借用他的“話語”,嘗試“進入”他筆下有關戰馬村的記憶與感喟。
一、在場化的寫作與文學經驗中的鄉村
若要回顧20世紀的中國文學,鄉村作為文學創作的核心與主要表現對象,同時也成為我們了解民間性、地方性與世界性的重要憑借。現當代文學中的鄉土敘事,展現出獨屬于中國鄉土的歷史沉淀和文化積累,自魯迅、沈從文、左翼色彩的鄉土文學創作始,延續至抗戰時期的孫犁、艾蕪、趙樹理,及至20世紀80年代的“新鄉土文學”。作家們或謳歌鄉土風光,或展現文化鄉愁,或“重建”鄉土,記錄著鄉土在動態歷史變遷中的軌跡和方向。
進入新時代以來,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既是國家戰略,也是民心所向,同時成為當下文學創作的重要敘述語境。非虛構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與以往的鄉土敘事相比展現出獨特“新質”:在承繼以往鄉土敘事的現實主義風格的同時,重點挖掘宏大政策到個體命運的“降落”過程,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成為作品創作的重要支撐,作品以田野調查式的細節密度與人物真實性的深描為微觀切口洞察時代全貌,既直面脫貧攻堅的殘酷曲折,又落點于溫暖人心的民間真情,呈現出中國鄉村在時代變遷中的新面貌。
張冬冬的《村莊無小事》以作者擔任駐村第一書記的親歷為基礎,忠實記錄國家政策進入黔西南戰馬村之后,村莊生活、社會關系與基層治理發生變化的具體過程。作品將作者對駐村工作的感喟與真情,以及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文學現場,置于新的時代背景之中,以扎實、細膩的現實主義筆法,立體呈現脫貧攻堅在一個具體村莊中的實踐過程及其復雜回響,既完成了作為“在場者”的一次文學書寫,也為古老的“戰馬田”疊加了一道新的時代痕跡。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到:“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傳統鄉土社會因人與土地之間緊密的聯系而形成聚合體。如今,社會轉型加速發展,“鄉土中國”的內涵適時而變,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生產經營方式的創新創造,就是鄉村發展的重要契機與活力源泉。在此基礎上,張冬冬在《村莊無小事》中所構建的鄉土“話語”體系,涵蓋了新時代的農村發展新樣態。作品既書寫駐村干部在基層實踐中的行動、困惑與承擔,也呈現身處現實困境中的村民如何應對生計、教育與鄉村發展的難題。由此,張冬冬以“承擔者”的視角,為新時代脫貧攻堅題材文學提供了一種來自現場內部的敘述。
二、歷史縱深中“破局”
《村莊無小事》將外部幫扶的實踐過程與村民自身的生活選擇交織書寫,不僅真實呈現脫貧攻堅的困難和艱巨,而且在對戰馬村的詩意回溯中為這段過往增添了敘述的豐富性。
作者溯源戰馬村的歷史,戰馬村在古代為軍事要道,因這一帶地勢相對平緩,天然草場條件優越,又位于驛道要沖,逐漸成為官方選馬、養馬之地。戰馬村因東側是峽谷,南、西、北三面是山,像一扇天然的門,明朝時曾在此發生仲苗起義。這塊反復被歷史打磨的土地,更像是一條無限延伸的背景線,承載著無數飽經歲月侵蝕與被消耗的故事。新中國成立后,戰馬村農業生產得以恢復與發展,村民生活水平有了改善,但經濟來源僅依靠農業種植、外出務工,村民生活水平有限,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亟待完善。
脫貧攻堅的首要目的是幫助貧困地區的村民改善生存狀況,這種改變不單是經濟、物質上的援助,更是通過創造就業、提升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讓他們過上自足的生活。因此,書中“破局”的重心,在于呈現“我”如何進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又如何在具體的民生難題面前不斷嘗試、碰壁與調整。
2019年7月,張冬冬被選派到貴州掛職,任三寶街道新露社區第一書記,后轉茶馬鎮戰馬村任第一書記,通過建立“愛心超市”,設定積分制,將村民參與環境整治、文明建設、志愿公益等服務行動量化為積分,再到超市里兌換日常所需;動員社會各界捐贈圖書,為戰馬村建立起“戰馬書屋”,讓孩子們能夠在閱讀書籍中看到大山之外的世界;此外,因地制宜發展“晴隆好物”電商平臺、成立鄉村集體公司,從直播初期收效甚微到逐漸被大家關注、購買……
張冬冬將其間的辛苦與不完美忠實呈現,直面工作的困難曲折。一些村民開始嘗試拓展生計來源,并在新的生產和市場條件中尋找更為穩定的發展路徑。改善物質生活、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正是脫貧攻堅持續推進的重要目標。
在作品中,歷史與現實形成一種辯證的景深:戰馬村的歷史賦予了鄉村天然、厚重的景觀底色,現實層面的“破局”,則呈現村民、基層干部與外部力量如何在具體處境中不斷試探新的生活可能。其間辯證的張力導向了作品創作的核心主題:這是一次記述人的轉變與發展的文學實踐。
三、為人民抒寫的文學性實踐
作為鄉村社會的一名“進入者”“陌生人”,如何深入當地群眾之中、走進他們的心里并取得信任,是作者接手工作時面臨的首要難題。從“我”發放到村民手中的一張張印有聯系電話的“連心卡”開始,村民們逐漸放下心中的顧慮,把目前遇到的生活上的難題向“我”傾訴,“我”耐心傾聽、認真記錄,每一次認真的回應加快了彼此之間信任的確立過程。
正是這份信任的力量,使得戰馬村的村民也在新的政策、市場與生活條件中不斷權衡、試探,并以自己的方式尋找改變現實的可能。其中,村里的楊奶奶是“老奶土雞蛋”實踐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她常年在集市上售賣雞蛋。起初,因雞蛋滯銷,她只是試探著到村委會詢問“是否要雞蛋”;后來,看到“我”推動的電商平臺逐漸打開銷路,她開始主動帶著其他“老奶”一起來賣雞蛋,“老奶土雞蛋”也由此形成。她從試探、觀望到主動參與的變化,不僅體現了幫扶工作逐漸產生的實際效果,也呈現出村民在新的市場機會與信任關系中作出自主選擇、形成行動力量的過程。
張冬冬筆下的鄉村,既非抒情化的鄉村圖景,也非文化尋根中的傳統追溯,他所呈示的,是一個充滿變化與生機的鄉村,一個寄托土地上人的情感與行動的鄉村。作者本人曾經的記者身份也賦予了這一文學題材獨特的人文關懷,《村莊無小事》顯現出作者對鄉村現狀精準的洞察和深刻的體悟。作品由過去身處鄉村一線的“我”和此刻回望駐村經歷的“我”共同講述,敘事裝置由那片土地上細節的喧囂與真摯的情義所承擔,戰馬村的歷史風物與文化心理在復調式的寫作中不斷涌現,描繪出一幅嶄新的新時代鄉村畫卷。
結語
《村莊無小事》承載著張冬冬本人對駐村經歷的記憶,不僅在歷史回溯中增添了敘事的厚度,同時在對人民的關懷與反思中走向廣闊與豐盈。這份“反思性非虛構”的書寫為戰馬村鮮活的故事平添了一份韌性的底色。如今,脫貧攻堅已經成為一段重要的時代歷史,但戰馬村的生活仍在繼續。作者離開村莊之后,村莊也并未從他的生命中退場。那些未曾消散的聲音、關系與疑問,不僅構成了《村莊無小事》的余聲,也使這部作品超越個人駐村記憶,成為對一段基層實踐經驗的文學保存。青山被人看見,進入青山的人,也由此重新看見了自己。
(劉蔚,北京語言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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