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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生來了|郭人花:讓肺癌患者活得長,也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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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生來了|郭人花:讓肺癌患者活得長,也活得好

2026年10月27日 17:25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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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大醫生來了|郭人花:讓肺癌患者活得長,也活得好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10月27日電(趙方園 張靜 葛勇) 周四早晨7點30分,江蘇省人民醫院三樓多學科聯合會診(MDT)會議室的燈箱已經亮著。

  長桌上攤著CT片、病理報告和基因檢測報告。腫瘤內科、胸外科、影像科、放療科、病理科的醫生圍坐在一起,討論一個個肺癌疑難病例。這個肺癌多學科團隊成立于2014年,每周四清晨固定碰面,至今已堅持十余年。

  牽頭會診的是江蘇省人民醫院腫瘤科主任醫師郭人花。從醫三十余年,她的主要方向是肺癌等惡性腫瘤的診治。

  這樣的會診,只是郭人花醫生工作的一部分。她的時間常常劃分為:查房、門診、開管理會議、外出學術交流、帶教學生的研究工作。每次出門診, 四五十個患者看下來,常常就到了下午。

  多學科精準診療

  MDT即多學科診療模式,上世紀90年代起源于美國。它的邏輯很樸素:一個復雜疾病,不該由一個人拍板。

  在肺癌這里尤其如此。影像科負責病灶的檢出、定位與分期判斷;病理科明確病理類型與分子分型,判斷有無可用的驅動基因;胸外科評估可切除性、設計手術方案;放療科判斷是否需要放療及照射范圍;腫瘤內科則統籌全程——藥物治療怎么排、什么時候介入、與其他手段怎么銜接。

  “面對多種治療手段,如何取舍、確定先后順序、實現有機組合,需要不同科室之間充分協商銜接,做好診療方案的‘排兵布陣’。”郭人花說。

  會診前,團隊要整理患者全部既往病史,備齊影像資料、原始病理報告和基因檢測結果,復盤每一次治療的療效、毒性反應、用藥劑量及患者主觀感受。在此基礎上,再針對個體病情邀請相應領域的專家參與。

  過去很多患者和家屬認為,腫瘤應盡早切除。但臨床上,約六成肺癌患者確診時已處于中晚期,失去了直接手術的機會。“對于不能手術、或者暫時不能手術但后續可能獲得手術機會的患者,MDT能發揮重要作用。”郭人花說。

  她記得2019年的一位年輕男性患者。手術意愿非常強烈,但外科醫生評估后認為,初始直接手術的條件并不理想,建議先做藥物治療,待腫瘤縮小后再評估——這類“先藥物、后手術”的路徑,在設計上屬于轉化治療。患者仍堅持手術,被推薦到MDT會診。多學科醫生一起向他講明手術利弊,他最終接受了先藥物治療的方案。第二次MDT評估后,他接受了手術,切除得很干凈,如今已能正常上班。

  “我們希望做手術,就給患者做得干干凈凈。”郭人花說。

  遇到意見不一致,會診中激烈討論是常事。“最終綜合各方意見,給出最規范、科學的治療方案。”

  會診要解決的,也不只是“誰來治”,還有“怎么少折騰”。很多患者確診后非常焦慮,在這家醫院做了CT,不放心,又到另一家再做一次。“短期內重復檢查沒有必要,而且患者焦慮、恐慌,最后六神無主。”在郭人花看來,多學科會診做的事情就是“把關”——不讓患者多跑冤枉路、多花冤枉錢。

  腫瘤縮小,不代表萬事大吉

  “腫瘤縮小,不代表萬事大吉。”這是郭人花反復提醒患者的一句話。

  她常用“狡猾”來形容腫瘤。醫學上,這有更具體的解釋:腫瘤存在空間與時間的異質性。在靶向藥的持續壓力下,一部分細胞會通過繼發突變、旁路激活甚至組織學轉化等方式逃逸——原來被堵住的那條通路走不通了,它可能繞到旁邊一條路上,原有的藥物就難以再起作用。這就是獲得性耐藥。

  影像上的縮小,不是一個可以停下來的信號,它只是一個需要繼續觀察的節點。

  耐藥之后,最關鍵的一步往往不是立刻換藥,而是先弄清楚為什么耐藥。“個體化的精準診斷,是精準治療的基礎。”郭人花說。通常意味著再次活檢,或通過血液做液體活檢,檢測循環腫瘤DNA,明確耐藥機制——是一線靶點出現了繼發突變,還是出現了新的驅動基因。這一步做完,下一棒才知道往哪個方向接。

  “有靶先打靶。”她說。檢測到新靶點,就換對應的靶向藥;沒有明確新靶點,免疫治療、抗體藥物偶聯物(ADC)等也可能是接下來的選項。

  目前,部分ADC產品已能實現靶點內吞和腫瘤微環境的雙重作用,相關療效和安全性研究也已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等期刊發表。

  她還提醒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肺癌容易發生腦轉移和骨轉移,這些部位需要定期評估。有的病人第一年還很重視復查,第二年開始大意,第三年就“放飛自我”了。

  耐藥之后怎么辦?“好多病人也學習了,知道進展了要二線,所以一旦到二線,還是非常沮喪、難過。”她說,“我跟他們講:二線還是有很多治療方法,不要緊張,醫生肯定會給你尋找第二種最優方案。”

  在她看來,一線治療是第一棒,二線治療是第二棒。第一棒跑得越長,說明療效越好,病人的信心也會更足。而接力賽的下一棒,不是隨便換一種藥接著打——每一棒交接之前,都要先做該做的檢測和判斷。隨著藥物不斷迭代,第二棒、第三棒依然可能是好藥。

  要讓患者“活得長,也活得好”

  郭人花記得2015年的一位大學女教師。確診時已是晚期肺腺癌,伴有骨轉移。

  一代靶向藥用了約8個月,耐藥。郭人花建議重新做基因檢測,真的找到了新的靶點,但針對這個靶點的藥當時還在全球臨床研究階段。患者一開始因為擔心被當成“小白鼠”,拒絕了臨床研究,選擇化療加抗血管治療。效果并不理想。之后又出現了腎上腺轉移。

  直到2017年,她才終于同意加入雙靶臨床研究。郭人花為她制定了雙藥靶向方案。

  從那時到現在,九年多過去,患者病情穩定,生活質量很好,在老年大學里忙得不亦樂乎。

  郭人花說,原來晚期肺癌中位生存才一年左右,現在生存八九年甚至更久的患者并不少見。“你看到他時根本看不出是腫瘤病人,他也回歸社會,生活各方面都不受影響。”

  這種變化,幾乎與她親歷的藥物迭代同步。郭人花把腫瘤藥物治療分成幾個階段:最早是化療;后來進入靶向治療時代,EGFR、ALK等驅動基因被發現,抑制劑從第一代做到第二代、第三代;再后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成為重要手段。如今,抗體藥物偶聯物(ADC)發展很快,從成熟靶點的單抗ADC到雙抗甚至三抗,毒素分子也從傳統的微管抑制劑、喜樹堿類發展到新機制分子,推動腫瘤治療方案不斷進化。

  她叫它“魔法子彈”——通過抗體與腫瘤細胞表面的抗原結合,把化療藥直接帶到腫瘤內部,高效殺傷腫瘤,副反應相對輕一些。

  今年7月25日,團隊收到一位母親的感謝信。她確診后一度未接受全面治療,孩子高考結束后,她才加入國產ADC新藥臨床試驗,病情明顯好轉。她在信中感謝團隊嚴謹的科研態度和溫暖的人文關懷。郭人花感慨,醫藥創新讓患者有了與癌共存的依靠,治療目標正從“消滅最后一個癌細胞”,轉向“讓一個人帶著腫瘤繼續生活”。

  郭人花常對患者說:“生在這個時代,身患腫瘤固然不幸,但好在不斷有好藥問世,能夠幫助到病人。”(完)

【編輯:劉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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