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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裁決”出臺十年:鬧劇一場,貽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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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裁決”出臺十年:鬧劇一場,貽害無窮

2026年07月10日 13:52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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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12日,由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裁決”,全面否定了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益主張。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在次日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會上明確指出,所謂“裁決”,不過是一張“廢紙”。

  十年過去了,南海局勢的發展演變充分印證了這一論斷的前瞻性。作為一項和平解決爭端的法律方法,仲裁及其“裁決”不僅未能實現解決爭端的目的,反而成為部分南海聲索國推進單邊主張、某些域外勢力干預南海事務的重要工具。

  十年來,在南海發生的事實表明,所謂“裁決”持續侵蝕南海域內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阻礙地區合作進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南海局勢緊張,成為影響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負面因素。

資料圖:2024年8月16日,為期3個半月的中國南海伏季休漁期結束。中新社記者 駱云飛 攝

  十年印證:“廢紙”從未解爭端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規定了包括談判、調停、和解、仲裁和司法解決在內的多種爭端解決方式,其基本精神與《聯合國憲章》第33條一脈相承,即優先通過談判等外交方法解決爭端。仲裁作為《公約》強制爭端解決機制并非處理爭端的首選方法,而是必須在有關當事方已經訴諸談判等非強制性爭端解決方法仍無法解決爭端的情形下,才能使用。

  然而,在“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南海部分島礁的法律地位”等核心問題上,菲律賓當局從未與中國政府進行充分、實質性的意見交換,更遑論開展系統性的談判。在此背景下,菲律賓于2013年1月越過《公約》規定的前置程序而直接提起仲裁,本身就不符合《公約》。

  更重要的是,隨后組建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上的認定,自作出之日起便遭到中外國際法學者的批評。仲裁庭通過人為拆分爭端、回避主權問題、擴大自身權限等方式,將本不應屬于其管轄范圍的事項納入裁斷范圍,而其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實體問題“裁決”,也存在諸多重大法理瑕疵。因此,中國政府明確指出該“裁決”非法無效且不具拘束力。過去十年來,諸多中外國際法學者也對“裁決”的重大法理瑕疵,提出了嚴肅的質疑和批判。

  從更廣泛的國際法治視角看,“南海仲裁案”對《公約》爭端解決機制造成了深遠負面影響。原本旨在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的仲裁程序,卻因仲裁庭的越權擴張而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爭議,不僅削弱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對《公約》強制爭端解決機制的信任,也對國際海洋法律秩序的穩定性造成沖擊。

  十年來的實踐已經給出明確答案:所謂“裁決”既沒有解決爭端,也沒有帶來南海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對于南海爭端而言,它無疑是一張無法兌現解決爭端目的的廢紙。

  流毒甚廣:非法“裁決”侵蝕和平

  盡管所謂“裁決”未能真正解決任何實質問題,但其負面影響卻在過去十年時間里持續發酵。其惡劣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首先,部分南海聲索國借助“裁決”結論推進單邊海洋主張。由于“裁決”全面否定了中國在黃巖島和南沙群島相關海域的海洋權益主張,周邊聲索國便以此為依據,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外大陸架劃界案。2019年,馬來西亞提交涉及南海北部海域的外大陸架案;2024年,菲律賓和越南又分別提交外大陸架申請。這些國家的單方面行動,不僅無助于解決南海海洋權利爭端,反而使爭端進一步復雜化。

  其次,“裁決”的部分錯誤觀點正在通過國際司法和仲裁實踐不斷擴散。近十年以來,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以及常設仲裁法院的多個判例中,出現對“裁決”的引用。這些引用雖然并不必然意味著這些機構對“裁決”結論的認可,卻在客觀上擴大了相關錯誤認知的傳播范圍。

  第三,“裁決”對國際法學界產生持續影響。近十年來,西方國家出版的大量國際法、海洋法和國際爭端解決教科書、專著和學術論文,頻繁將“裁決”作為研究對象,其中不少內容直接引用或接受其結論。隨著這些教材進入歐美乃至東南亞各國的高校課堂和實務部門,其錯誤認知不斷向國際法學界和國際法律實務界擴散,形成一定程度的“認知固化”。

  第四,菲律賓通過國內立法方式,鞏固“裁決”的所謂“勝果”。菲律賓在2024年11月實施的“海洋區域法”和“群島海道法”,均以所謂“裁決”為重要依據,將非法領土海洋主張轉化為國內法律規范,并進一步向國際社會宣傳其所謂“合法性”。這種做法不僅嚴重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也增加了中菲之間未來通過談判解決南海問題的難度。

  第五,“裁決”加劇了南海問題國際化、陣營化趨勢。自“裁決”作出以來,一些域外國家不斷將其包裝成所謂“國際規則”和“國際海洋法律秩序”的象征,并借此強化對南海事務的介入。原本屬于地區國家之間的爭端,被不斷外溢為地緣政治競爭議題,導致有關國家自主協商解決問題的空間受到蠶食和擠壓。《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落實受到直接和不可逆的影響,“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也因此面臨更多干擾因素而遲遲無法有效推進。

  由此可見,所謂“裁決”持續釋放負面政治和戰略影響。只要這一非法“裁決”繼續被周邊個別國家和域外勢力利用,其消極影響仍將長期存在。

  爭端何解:回歸對話協商是正道

  2016年7月13日,也就是所謂“裁決”作出的次日,中國政府發布《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白皮書,再次鄭重闡明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的立場。

  十年后的今天,事實再次證明,中國倡導的雙邊談判和協商解決,才是處理南海問題最現實、最有效、最符合國際法精神的正確道路。

  從國際法原則來看,談判協商始終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首要方式。《聯合國憲章》第33條將談判列為解決國際爭端的第一種方式,《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條款安排,也意味著仲裁等強制爭端解決方法只是作為外交方法的補充性手段,而非替代當事國通過雙邊談判解決爭端的萬能方案。

  對于涉及領土主權、海域劃界以及歷史性權利等高度敏感的南海爭端而言,更不存在能夠脫離各當事國意愿而強行訴諸的“唯一解決方案”。

  回顧過去十年,菲所謂“裁決”沒有為南海帶來穩定,也沒有解決任何爭端;沒有增進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互信,也沒有促進合作。相反,它留下的負面效應至今仍在影響南海局勢。十年實踐已經給出了最有說服力的答案:所謂“裁決”無非是一張無法解決南海爭端的廢紙,而中菲之間的對話協商、合作共贏才是維護南海地區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本文在中新網“國際識局”欄目刊發,作者包毅楠系華陽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曹群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編輯:付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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