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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東:刑訴法修改應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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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東:刑訴法修改應法典化

2026年11月12日 16:39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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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周群峰

  發于2026.11.16總第126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11月6日,中國人大網發布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見。四天前,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

  這是刑訴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衛東已研究刑訴法超過40年,全程參與了刑訴法的四次修改。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陳衛東表示,縱觀刑事訴訟立法40余年歷程,我國在刑事訴訟的制度建設與價值選擇上,取得了從“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從“打擊犯罪”到“人權保障”的重要成就。“每次修法,我都感受到我國刑訴法的進步。不管是一大步還是一小步,始終都在向前走。”陳衛東說。

  此次修改有何不同?

  《中國新聞周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每年都會修改很多法律,但刑訴法的修改仍然非常受關注。為什么?

  陳衛東:刑訴法是規范國家追訴犯罪、保障公民權利的基本法律,擔負著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功能,是“保障人權的小憲法”。可以說,其每一次修改,不僅會引起司法機關、法律從業者、學者、媒體人的關注,也會引起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的關注。

  比如,嫌疑人和被告人會關心,他們的人身自由和財物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會受到怎樣的對待;律師會關心,律師的執業空間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問題都可以在修法中找到答案。

  《中國新聞周刊》:你已參與了四次刑訴法的修改工作,和前幾次相比,這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陳衛東:改革開放之初,刑事訴訟制度在我國還不受重視,在很多人眼中,刑訴法僅是保障刑法實施的工具,隨著人們法治觀念的提升,這部法律的修改越來越受到重視。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社會、經濟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刑訴法的條文與社會發展實際逐漸脫節。所以,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開始對當時的刑訴法進行全面修改。那時候,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專職從事刑訴法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我是全程參與那次刑訴法修改的6位學者之一,當時36歲,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

  那次修改,一個主要亮點是把糾問式刑事訴訟模式轉向以法官為中心、控辯雙方平等對抗的對抗式刑事訴訟模式,提升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經過第二次和第三次修改,又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入法。

  刑訴法經歷三次修改,無論是在條文的數量與內容,還是在制度設計與程序構造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步,基本滿足了各個時期人民群眾對法治的期待。

  而這次修改,和前幾次有明顯不同。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刑事訴訟司法實踐不斷取得新進展,司法體制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一批冤錯案件依法糾正,公正司法理念深入人心,需要及時總結經驗,通過法律規范固定下來。

  另一方面,近年來,實踐中不斷出現的諸如“遠洋捕撈”“指居致人非正常死亡”等案件嚴重妨害司法公正的問題,需要通過再次修法,堵塞制度漏洞,加強監督制約。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修法,你印象深刻的亮點有哪些?

  陳衛東:此次修改,從基本原則到基本制度,再到基本程序有很多亮點。比如,在基本原則中切實明確“禁止有罪推定”;草案還增加規定,羈押期限即將超過可能判處刑期的應當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這有利于降低羈押率、減少超期羈押。通過這些修改,有助于解決“構罪即捕”“一押到底”等司法舊觀念和頑疾。

  備受關注的“指居制度”,現階段徹底廢除并不現實,這次草案保留了兩個適用罪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這意味著該制度的適用空間大幅壓縮,是很大進步,有利于進一步規范司法權力運行,提高司法公信力。

  辯護權擴充是法治進步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草案在涉案財物方面也做了補充,你怎么看?

  陳衛東:現行刑訴法對涉案財物方面的規定非常單薄,不夠明確,導致一些涉案財物被隨意查扣凍(查封、扣押、凍結),有的辦案機關對涉案財物采取“一查了之”“一凍到底”的處置模式,極易導致涉案個人或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經營受挫等不利影響。

  所以這次修法增加了多個條款堵漏洞。如強調應當嚴格區分財產屬性,規范采取措施的范圍,減少對正常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規定公安機關異地查扣凍時,應當通知涉案財物所在地公安機關;完善“收支兩條線”相關規定,明確對有關財物不得挪用、坐支,不得返還、變相返還辦案單位,不得與辦案經費保障掛鉤。

  《中國新聞周刊》:律師的辯護權在本次草案中也得到了明確的擴充增量?

  陳衛東:是的,草案新增了加強值班律師、辯護律師權利保障。比如此前,有的看守所同意安排律師會見后,又提出因“提審沖突”等,導致律師無法會見。此次草案將原條文“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調整為“保證其至遲在四十八小時以內見到在押人員”,目的就是要求看守所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律師會見。

  另外,依據刑訴法,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只有權對未成年人、盲聾啞人、精神病人、可能判無期或死刑的特殊對象通知法援律師,普通案件嫌疑人即使沒律師,檢察院也不能主動指派。此次草案新增一條,讓檢察院對“可能判三年以上”且無辯護人的嫌疑人,可以通知法援機構指派律師。這確保了很多嫌疑人的權利,擴充了律師的辯護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當然,律師的辯護權還可以進一步得到保障。刑訴法的完善和刑事辯護制度的完善是緊密聯系的,刑事訴訟發展史是辯護權不斷發展和擴充的歷史。我認為,應在刑訴法修改中將“推進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融入法律中。

  比如,在司法實踐中,律師在認罪認罰階段發揮作用有限,建議在認罪認罰階段設立專門程序,充分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應該建立律師辯護從偵查階段到審查起訴、審判階段的全覆蓋制度,確定律師在場權,加強律師辯護權利保障。

  刑訴法修改要法典化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修法有沒有讓你感到遺憾的地方?

  陳衛東:此次修法有兩個重要的庭審問題受到熱議。學者們普遍認為,目前在刑事案件中,“一審法院證人不出庭,二審法院不開庭”的現象還比較突出,是阻礙“以審判為中心”制度落實的重要問題,也是業界多年來最為關注的問題。

  目前,公布的修正案草案又恢復了現行法律規定的證人出庭需要“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表述,刪除了此前修正案草案增加的“對一審判決有異議”等7種二審開庭的情形。

  我認為,不能將證人是否出庭、二審是否開庭的決定權,完全交給人民法院。法院也不能僅憑公安的預審材料和檢察院的卷宗材料,就決定證人是否出庭,這在邏輯上講不通、在實踐中也行不通。

  讓“證人走向法庭,二審順利開庭”,是衡量法庭審理生態是不是符合國際潮流、符合審理規律的重要指標。

  《中國新聞周刊》:長期以來,你一直呼吁刑訴法的修改要走法典化路徑,原因是什么?

  陳衛東:從條文數量看,目前我國刑訴法的條文數量只有308條,與國外相比明顯過少。放眼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刑訴法條文在500條以上,比如德國(500條)、法國(803條)、日本(507條)、意大利(746條)。而且,從一般規律來看,程序法條文要多于實體法,但我國的刑法條文(453條)明顯多于刑訴法條文。刑訴法條文少帶來的直接問題就是程序粗疏,規定原則抽象,可操作性有待提升。

  編纂刑事訴訟法典,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更是構建完善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色刑事訴訟制度的必由之路。我主張以“法典化”為目標,對刑訴法進行結構性、全面性修改,而非“查漏補缺式”修補,使其成為實質化的現代法典。目前,我帶領團隊起草的刑事訴訟法典專家建議稿共有1077條。

  當然,修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國刑訴法法典化何時落地還沒有準確的時間表,但我認為,其法典化是大勢所趨。

  《中國新聞周刊》2026年第42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編輯:劉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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