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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法典實施后 涉農環境司法保護如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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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法典實施后 涉農環境司法保護如何落地

2026年09月24日 04:53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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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村一地塊因被人采挖山石銷售,形成7個采坑,一審法院對4名被告人以非法采礦罪定罪量刑,駁回了檢察機關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訴請,導致生態修復未實際進行。二審法院根據生態環境法典中“損害擔責”原則及相關規定,確定本案采取原地覆土并植樹、種草的人工修復與自然恢復相結合方案,實現案結事了。這是自8月15日生態環境法典實施以來,河北雄安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雄安中院”)基于該法典審結的一起環境資源類案件。

  在生態環境法典實施“滿月”之際,由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聯合舉辦的“2026世界農業科技創新大會法治平行會議”召開,多名與會專家學者圍繞“生態環境法典實施與農業農村生態環境司法保護”這一主題,共探法典落地路徑。雄安中院四級高級法官聶曉方在會上分享的上述非法采礦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是較為典型的實踐樣本。

  修復為本,落實“損害擔責”

  案情顯示,趙某某在取得某村山地及部分地上建筑使用權后,辦理了國有土地使用證,實際經營、管理山地。其間,該地塊陸續被人采挖山石,形成了7個采坑,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趙某某等4名被告人銷售獲利27萬余元。經測繪公司和價格部門認定,上述7個采坑總價值105萬余元;根據專家意見,非法采礦治理費用共需63萬余元。

  一審法院審理時,鑒于實際礦產品價值為27萬余元,對4名被告人以非法采礦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到一年十個月不等。因證據不足,一審法院對檢察機關指控的105萬余元采坑總價值未進行認定,駁回了其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訴請,沒有支持關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與修復的主張。

  聶曉方說,生態環境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盡人皆知的常識。雄安中院認為,一審法院的處理過于簡單:被告人雖承擔了刑事責任,但被破壞的生態環境無法得到修復,生態環境法典中明確堅持的“損害擔責”原則也未得到落實。

  因此,二審時,雄安中院根據生態環境法典相關規定,通過實地走訪,與檢察機關、被上訴人多輪協商,并征詢鄉鎮、林業主管部門意見等,最終改判支持了檢察機關的部分訴請,推動各方形成了本案的修復方案:采取原地覆土并植樹、種草的人工修復與自然恢復相結合的方式。如被告人不能履行方案或者驗收不合格,則需要繳納生態修復金。

  與此同時,雄安中院還進一步厘清了本案的責任分擔機制。聶曉方介紹,根據相關法律精神,趙某某負有最基本的對他人非法采挖礦產資源、破壞林地并造成國家及社會公共利益受損的事后監管義務,本案中,因其二審時表示,曾允許他人采挖景觀石,故趙某某還應當額外承擔因未履行該義務產生的過錯賠償責任。

  “判罰不是終點,恢復才是目標。”在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勁看來,生態環境法典將生態修復確立為重要且獨立的法律責任承擔方式。無論是在總則中確定的預防為主、系統治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原則,還是在生態保護編中明確提到的“按照尊重自然規律,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沙則沙、宜荒則荒的原則,科學開展生態修復”等,都表明生態環境法典深化了從“懲罰本位”到“預防優先、修復優先”的恢復性修復司法觀。

  “要求修復須可執行、可評估,能最大限度地恢復一個地方的環境,這是生態環境法典要實現的最重要的目標。”汪勁說。

  系統治理,重塑涉農司法

  生態環境法典還對涉農生態環境司法理念進行了多方面重塑。此前,我國環境立法大多采取分散式、單行法等模式,曾有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多部相關法律。汪勁表示,作為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通過對現行該領域法律規范進行系統整合、集成升華,破解了過去環境立法的“碎片化”問題,并由此確立了從“要素分割”到“生態整體”的整體系統司法觀。

  汪勁進一步解釋,生態環境法典確立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原則的規范表達,并提出“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協同配合”,這些都涉及整體系統司法觀的建立。

  這一司法觀在生態環境法典第二編污染防治的相關制度設計上也有體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國家生態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孫昭宇認為,法典污染防治編打破了傳統“重工輕農”的路徑依賴,針對農業面源污染廣泛性、分散性、隱蔽性的特點,對農業農村的大氣、水、土壤、固體廢物污染防治均作出專門規定,聚焦農業面源污染從末端治理到源頭防控、過程管控的全過程,構建起覆蓋全鏈條的制度體系。

  孫昭宇以“水污染防治”部分舉例,生態環境法典對水污染源頭如農藥化肥管控,末端如養殖尾水排放、灌溉用水水質等全過程均進行了相關規定,對于農藥、畜禽養殖、水產養殖這3類面源污染還作了詳細的規定,有助于系統解決農業水污染問題。

  此外,汪勁表示,生態環境法典的實施還推動了涉農生態環境司法從“就案辦案”向“綠色發展”的“兩山”發展司法觀轉化,并促使參與鄉村治理從“消極裁判”轉向了“能動治理”的治理司法觀。“在涉農生態環境司法中,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問題需要好好考量。”汪勁認為,“生態環境法典把資源、能源、環境、生態乃至企業發展全部融入其中,想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兼顧好產業發展和地力恢復是必要的。”他說。

  綠色低碳發展,引領農業轉型

  多名與會專家表示,專設綠色低碳發展編體現了法典的時代性與前瞻性。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教授,農業與農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李玉梅表示,生態環境法典最重大的創新就在于,構建了“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三位一體的立法體例,打破了傳統單一治理模式,為農業綠色發展全面轉型提供了全面、系統、長效的法律基石與根本遵循。

  在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綜合審判庭(環境資源審判庭)副庭長崔智瑜看來,生態環境法典綠色低碳發展編涉及農業農村領域的核心條款可分為3個維度:發展農業循環經濟、推進農業農村節能降碳、強化農業領域氣候應對。崔智瑜表示,這就要求環境資源司法工作跳出傳統的污染防治、生態破壞救濟框架,在農業農村場景下重點回應新型司法議題。具體而言,要準確適用風險預防原則,推動農業生態治理從事后就地向事前的防控轉型;發揮裁判規范與價值的引領功能,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動農業綠色轉型與綠色消費協同發展。

  從農業農村生態環境領域的司法實踐來看,當前環境資源類案件涉及耕地保護、農業面源污染、農村生活污水、垃圾處理、畜禽養殖污染防控等諸多新情況、新問題。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副庭長劉小飛表示,從今年5月以來,人民法院已經培訓了全國1500名生態環境審判工作人員。“生態環境法典實施后,我們堅持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依法公正高效地審理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領域相關案件,以司法之力守護好綠水青山。”劉小飛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逯清鈺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6年09月24日 03版

【編輯:張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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